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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4页）

1996年10月于北京田野边上如果你闭目沉思，仔细地回想一下仅仅是你视野所及的土地的变化，便会想到：这土地承载的社会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土地自身的风貌，这种影响往往是人强加于土地的。也正因为如此，人才要受到报复。

笔者是崇明岛农人的后代，目睹了崇明岛北沿的浩瀚的大芦荡在围海造田中消失的情景。耕地的增加使这个小岛失去了一道绿色屏障，也失去了一种海岛所有的人文景观。从此后，崇明岛上满目皆是的芦苇成为难得一见的珍奇。

如今想来，我们在挖掘大芦荡的时候，对芦苇知之甚少，对芦荡中的飞禽更了解不多。站在江堤上目睹一群群的海鸟惊恐地拍翅而去，不知它们去何处流浪。

崇明县志告诉崇明岛的后人，这小岛上的芦苇曾是岛上最早的先人的避风挡雨之物，是最基本的能源及建筑材料。唐朝武德年间，两个渔民发现这小岛并为岛上的土地吸引时，便将芦苇结环而舍，称之为环洞舍，然后才有耕耘和捕鱼捉虾，并采食一种野生的丝草籽充作食物。两个人的泥污的脚印留下了崇明岛最早的开发史。

故乡人告诉我，这些年大家都盖楼房了，一般是两层，也有一些是三层。1979年至1988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农民共建新房62亿平方米，相当于前30年建设总量的两倍。

农民不可能永远住芦笆墙上坯房，但也不允许大量挤占耕地盖房，这就是我们的两难境地。而当楼房作为一种舒适、富裕的象征时，至少在崇明岛上田园农宅、四面环水、绿树丛丛的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城乡的建房热，首先是因为人口激增、多少年来对民用住宅的忽视所致。然而，我们似乎也不应忘记另外一个事实：1989年的一次清查中，8个省违纪建私房的干部达29万人，其人均建筑面积317平方米。多少城市居民不得一间安居之所，这样的人场歎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四川省潼南县10个区镇的61个区级千部中就有9个区镇21个干部超标准违纪建私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名局级千部建私房。县人大有一个副主任盖了四层小楼之运述要申请在原地补征30平方米土地作为建廁所之用。

30平方米是北京、上海普通的三口之家求之不得的住房面积。

这位人大副主任竟然用来修一个厕所。

关于房子的民谣生动、透彻：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

书记要建房，主任来帮忙；主任要建房，科长来帮忙；科长要建房，采购员来帮忙；采购员要建房，好处费来帮忙。

何谓“有权的妻离子散”？房子多了，一处两处三处，这在中国从北京到一个小县城是公开的秘密。

湖南省临澧县官亭乡，乡党委朽记、副书记营建豪华楼房时，这个乡还有39户农民住在山上的岩洞里。

1988年9月，湖南沅、澧流域遭特大洪水袭击。田地荒芜，房舍塌毁，民生无着，灾民们在大堤上以喂料棚栖身，而汉寿城里却有人在盖新房。有民谣叹道：

汉寿遭了灾，千部建条街，钱从哪里来？大家猜一猜。

四川省石柱县是全国的贫困县之一，全县人均收入不足200元。这个县有少乡民住在山洞里，是20世纪行将结束时中国的新山顶洞人。而县城里，人大主任，县土地局长，县公安局长等人却堂而皇之地造起了一条“官街”。

藤你无法想象一个小官，何以有如此大的权力。江西景德镇市机械丄业公司党委的张姓书记，为都昌县一个包丄头介绍了一批挣钱的活，这个包工头“以恩报恩”便在市里为张书记盖私房一幢。这种交换干脆利索，如果追究起来，前者是“创作需要”，后者是“慷慨赠予”，合理合法得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局一离休的局长，在已经有两套共120平方米的住房的情况下，说是要盖个“窝”，便由林业局批给他10个立方米的木材，老局长自有功夫，到手的时候已经是40立方米了。然后再把这些木材运到一个贮木场，先是说请代保管，紧接着便转手倒卖，卖谁呢？是公家。公家花钱买的是本来属于国有资产的林木。一张作为中介的批文，10立方米的木材在“余热”的发挥之下，又变成了40立方米到贮木场搁一搁再卖给国家，大把的钱便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然后是动工破土，大庸市张家界森林公园三角坪又多了一幢属于私产的别墅楼房，户主当然是那位已经不在位的老局长。

这是《芙蓉》杂志披露的。

地是怎么批下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内怎能修造私房？这些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了！国家的法律保护不了国有土地。

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被一块一块地切割的，连同土地上土地下的资源一起流失。

于是在被称为“干部建房热”中留下的，是在中国城乡抹不去的凝固的腐败。这些凝固物将是鼓励腐败的诱惑呢？还是警示后人的耻辱柱？即便在城市，住房上的贫困阶层，最新的统计说北京至少有20万。这20万中有的是返城的老知青，他们把青春献给农村之后拖家带口好不容易回城时，已经几乎一无所有了。她姓王，住在南长街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早没有院子了，家挨着家，四处堆满杂物，1968年，她15岁时去山西农村插队，十载青春年华滴滴无遗地献给了那一片黄土地，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几年后丈夫去世，儿子3岁，女儿尚在腹中。

历尽周折，她是最后一批才回到北京的。回来也迷茫啊！这偌大的京城，宽阔的马路，对拖儿带女的她竟是那样的陌生。她没有自己的屋檐。她的娘家收留了她，人生有时候也实在细小，除了父母慈爱，哪有停靠的港湾？

她的幸运是：她的父母及家人一起分担了她的苦难。苦难却似乎没有边，娘仨人还得挤在一张床上。

平凡人家的平凡故事，在剪彩与消费繁荣的热浪下，人们很少注意到。

北京有多少空着的房子？有多少分到了名下却无人居住的房子？这个数字大约很难统计。

有一个数据出于权威部门，而且是绝非夸张的：全中国至少有5%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了，我们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视点》1994年第4期的文章说：

掌握实权的千部，每逢节日、出国，送礼者不乏其人；原始股票，股权证，进出口许可证，低价土地使用权，招工指标，户口指标，贷款指标，凡属紧缺资源，大部分没有公开拍卖，而是成为“寻祖”的对象。

腐败，正在腐败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这个地球上惟一属于我们的立足之地。

当腐畋作为一种使人民百姓人见人恨的社会现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时，它曾经是躲躲闪闪的、少数的、有节制的，后来居然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招摇过市，乃至进入流通、左右市场。

农村中又产生了流民潮，这些流浪者的一部分流向城市，和城里的贫民一起将要成为世纪末的中国城市贫民，凡此种种将会使中国土地处于空前艰难的状态。

在这块文明久远的土地上，人们看到的是是非颠倒的价值判断。

有人人声地嘲笑真、善、美及文化，并且得到喝彩。没有善恶感、内疚感、同情心。社会公德心淡漠。

暴富成为光荣，丑恶成为时尚，平庸成为天才。

于是，更多的人陷入见怪不怪、见恶不恶的无奈的麻木中。

这是多么可怕的麻木！不是因为这种麻木，中国土地上怎么可能迷信如此横行？坟墓如此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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