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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秘电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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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空寂下来，钢架顶棚以外的露天地还在下雨，银色的列车即将滑动。五号车厢门口，大盖帽、配着对讲耳麦的列车长示意几次了，车窗里那些目光闪闪烁烁。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她仰脸望着我说，两臂紧紧箍着我。

我摇头。

“你要敢那样，我就用鼓槌把你揍趴下，再伺候你。”

我点头。

“我真得上车了。”

她不松手。

“快来不及了。”

“那更好，咱们一块儿回学校。”

列车长喊起来，我挣脱了她，跑过去。

我们在车上车下挥手，直到看不见对方。

我叫林晓，此刻正在北京开往东北的时速两百多公里的D字头动车上，带着一个打鼓女孩的香气。

她叫眉眉，我的第三任女友（不想再有第四任了），身材介于骨感和肉感之间，红狐狸色长发绾起或披散着都一样漂亮。爹妈给了她比夜色还黑的一头美发，她非得再额外花上他们一笔钱，用红狐狸色把那样好的黑色罩住（此前是苹果绿色，再往前是麦草黄色）。

她在酒吧打架子鼓，在音乐厅打定音鼓，后者才是她的本行。她是燕京音乐学院管弦系打击乐专业的大四学生。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当时她穿着银色的短衣短裤短靴，在小舞台上打架子鼓，我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狂喝滥饮。我们曾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演艺公司打工，赚了些钱，准备挥霍掉一部分。山崩地裂的摇滚音乐中，我的目光完全被她套牢，她抡着鼓槌手脚并用猛击大鼓、小鼓、桶鼓、吊镲、踩镲、节奏镲的样子性感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大家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还是东北老乡，她家在辽东半岛，已经挺像京片子的口音里偶尔会冒出一点海蛎子味。我们好上以后，只要周末晚上她在酒吧有活儿，我差不多都会一陪到底，用飞吻、带头鼓掌、外卖肯德基、冰块哗哗作响的大杯可乐、夜北京街头充满爱意的漫步，犒劳我的女神。

但她的姓氏有些生僻，姓亢，我最初听说这个打鼓女孩叫亢眉眉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晚上，我爸听我说到她的姓氏，表情也奇怪起来。

我爸林一木，生于一九五五年，身材高大，背部微驼，平生最大野心是成为音乐家。他的野心基本实现了，只是缺少几个“硬件”：音乐学院毕业，官方音乐机构领工资，在册在编。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很棒的体制外音乐家，只是错误地生在凡事需要“硬件”的现代而不是古代。

我爸三十二岁才得的我，他差一点就得不到我了，这事以后再说。他对我妈说，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学音乐。后来我如他所愿，考上了家乡的音乐学院，再后来又考上燕京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攻读作曲系“作品分析”专业，一晃儿就要毕业了。和好多外地来京读书的人一样，我原先也想留在北京发展，但北京实在太拥挤了，适合我的饭碗早被一抢而空。我又不愿意只为留下就改行干别的，把音乐专业变成业余爱好，还要住地下室，带着残留的PM2.5吃喝拉撒，脸上总少不了一个防霾口罩。

我爸的老同学章玮叔叔在家乡城市的广播电台任职，他建议我毕业后到他们那儿。寒假我回家时曾去了一趟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大楼，上上下下转一转，还真为那儿的比想象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动心了。这次回来，我打算向章玮叔叔表明心迹，以后就在他那干了。眉眉说如果我毕业后回家乡，她也回来，到老牌的省歌剧舞剧院或新组建的女子轻音乐团谋个席位。

窗外的桃花继续凋谢，五一节不远了。我爸我妈听说我能在家多住几天可乐坏了。我和我爸在酒精的怂恿下竞相抢话，手指头都碰上了，像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的，我们的“发言很踊跃”。我们先谈了我的毕业论文，又谈了我的毕业作品，一个多月后，它就要在燕京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块儿上演的还有其他几位研究生的毕业作品。我爸对我这部三国故事加上京剧、川剧元素的“合唱与乐队”交响曲寄予厚望，老实说创意就是他为我提供的。一开始我并没多大热情，可越往后越觉得它有意思，可以弄出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爷俩儿已酒酣耳热，我妈还在厨房扎着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抽油烟机嗡嗡作响，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我又把话题扯到眉眉身上，告诉我爸，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弦乐团中就有眉眉，她打定音鼓。“到时候您和我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领毛衫，近视镜后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又用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询问起她家的情况。我说起来，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在大学教书的妈妈，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的架子鼓；等等。

这就到了节骨眼处。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情况，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我没看出火候，笑嘻嘻地对他说：“爸！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下去，走一个！”

我爸拉长了脸，把酒杯一推，起身让自己而不是那杯酒“走”了。

我和我妈（手里还端着菜）都傻在那儿。

我深信传统的说法：婆媳是一对天敌。现在好了，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

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三十多年前，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了，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大多是返城知青，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大。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机遇，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那个盛夏的夜晚，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他一听，老天爷，铁定是考上了！一下子蹦起来，大喊大叫（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我奶奶已年近花甲，身体发福，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自己就更快活了，边笑边打他说：“这个臭小子！快把我放下来！我是你老大嫂哇？”

一九七九年，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八、九号（后来又改为六月）。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更奇的是，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政治刚好七十九分。

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曾直属国家一机部，生产的东方红-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厂里有好多考生，发榜的时候，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后扬起头。他考了全厂第一名，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有一个女青工惊呼：“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那一年，他是厂里唯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二十五周岁，他要是不考上，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那一年，全国只有二十多万人上了大学，报考者四百六十多万，平均一百名考生里只有六名考中。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平均一百名考生里能有七十多名考中。发榜那天夜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就是没有睡意，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从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人生真是太美好了。

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校部主楼、图书馆、文科大楼、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门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有的红色，有的与建筑同灰，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精致的门窗，柔和的弧形窗顶，颀长的玻璃，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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