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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苏师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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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的故事说来话长。

一九七六年年末，他得到一个回城念技校的名额，那是天上掉下的寥寥几张馅饼中的一张。那会儿他当插队知青四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历史尚未终结，靠“政治过硬”上大学比登天还难。退而求其次，能读上中专或技校，将来穿上一身神气的蓝灰色工装，做一名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仍然是下乡知青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技校是市农业机械局办的，学制两年，他们那届有两个班，一个是机械加工班，一个是铸造班。机械加工意味着技术含量高、工作条件好的车、钳、铣等优越工种，铸造却意味着技术含量也许不低但工作条件较差的翻砂工。我爸幸运地分在了机加班。他用圆规画各种圆形弧形还是有一套的，用游标卡尺量机件的内圆外圆尺寸也很精确，可他一点不喜欢这些东西。铸造班对机加班很敌视，我爸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技校的两年，校舍总不固定，至少搬过三次家，越搬离省城越远。课堂阶段很短并且断断续续，大半时间都用在下厂实习上。正规的技工学校应以阵地战为主，我爸他们的技校却一直在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暂时借到校舍就上课，校舍没了便去实习。他们甚至在城郊一座碉堡似的废弃不用的古怪建筑里上了几天课，师生们进出都须弯腰，临时课堂的出入口像是稍大些的碉堡枪眼。

一九七七年年底，中断多年的高考又恢复了。我爸正念着技校呢，忽然发神经要报考音乐学院作曲系。插队年代他曾是十里八村闻名的文艺尖子，做过一年乡村小学的音乐老师，唐山大地震那段日子还参加过市文化宫举办的群众歌曲创作学习班。在技校他更是编编写写、吹打弹拉的能人，连铸造班最凶狠的大块头大江见到他，都丢下班际间的敌意，用“聂耳”称呼他：

“才去吃饭哪聂耳？”

“你们机加班那帮逼都欠揍，就你还行聂耳。”

“能喝酒吗聂耳？”

“你这大体格整一斤白的没问题聂耳。”

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块头张口闭口称他“聂耳”，时间久了就有一种暗示作用。我爸不想做技术工人，只想做聂耳那样的音乐家，考入音乐学院作曲系，每天写一首曲子，十年下来，扣除节假日和病休，至少能写三千首，是唐诗三百首的十倍。

我二大爷在音乐学院有个搞音响的哥们儿，强烈建议我爸考他们学校，在他的工作间放音乐磁带让我爸听，把我爸的得意之作拿给作曲系老师指点，我爸过生日他还送我爸一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总谱，并跑来跑去为我爸安排琴房，让我爸在里面叮叮当当砸了几天钢琴。好多作曲系的考生都有钢琴童子功，我爸童子时代却只吹过口琴。他倒是不服输地想做一名口琴作曲家（怎么说口琴也是多声部乐器，而那正是作曲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却告诫他革命热情代替不了科学态度，能砸几天是几天。钢琴自学把我爸折磨得面容憔悴，有童子功的人弹钢琴用的是人手，没有童子功的只能用鸡爪子。一个报考作曲系的人哪怕一支曲子没写过，只要他弹过几年钢琴就够了，因为钢琴曲里埋藏着作曲技术的全部奥秘和相当多的创作酵母。一双没摸过几年钢琴的手没资格去摸作曲系的大门，哪怕他脑袋里塞满了音符、旋律、术语、音乐史掌故和音乐家逸事。

（现在我懂了为啥我五岁不到他就带我去学钢琴，三天两头就因为练琴揍我一顿。）

但我爸还是不死心。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之一李劫夫也没有钢琴童子功，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是个穷苦的小姑娘》《将军回乡来》《哈瓦那的孩子》《忘不了五月七日那一天》等好多歌曲却是不朽之作。

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大半年的热情鼓励算把我爸坑苦了。这不全怪他，我二大爷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他对我爸说：“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你要这样想，即使只招一名也一定是你！只招两名你也一定能排第一！破除迷信！轻装上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渐渐意识到事情的荒谬性，决定尽快调整我爸的人生航线，在他走火入魔前，杜绝他对音乐学院的一切妄想。

我二大爷在一家国营大厂的宣传科挣钱吃饭，这个好饭碗是靠一篇文章谋来的。刚从乡下抽调到那家大厂，有个小干部模样的人让等待分配的返城知青每人写一篇感想。谁都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儿，照例去逛商店看电影，我二大爷却趴在临时住处的长条椅上写了半个晚上。几天后分配工种和车间，他直接去了宣传科。这还真非偶然，上小学时他就是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还当过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从“鱼跃”中悟出人生道理。什么叫“鱼跃”？就是冒险扑球。不那样更危险，扑了才可能险中取胜。我二大爷的一生常处于“鱼跃”状态，他也希望我爸不停地“鱼跃”，报考音乐学院即是“鱼跃”之一。可正当我爸就要起跳之际，又动员他停下来。那天我二大爷用宣传干部高超的语言艺术安抚我爸良久，提到高尔基和另外好几个“基”，还说了一句当年说者甚少的稀罕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爸说：“我不考了还不行吗？我就做一个逃兵做一个狗叛徒还不行吗？”

我二大爷说：“就算你真要考，技校也不会同意的。你还是在读生呢。”

那年冬季，“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次年又有了第二次，但我爸始终处于局外。直到技校毕业前夕，他的大学妄想才死灰复燃。那起因于一次全市文艺汇演，我爸临时被借到农机厂文工团参加演出，在民乐队拉中胡，在男声四重唱里唱低音声部，还兼作曲和配器。有几个节目是大学生表演的，水平在整个汇演中也就中等偏上，但他们那股天之骄子的自豪劲儿却刺激了我爸。他们放开喉咙高唱：“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这句穿云裂石的吼唱反复多次后，我爸的嗓子渐渐发干，脸上也冒汗了。他这才明白，考不考音乐学院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

又一个节目开始了，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几十名大学生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起集体舞，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抹着红脸蛋，舞步简单却充满青春活力。在不断变换队形的群舞中，一对漂亮活泼的男女大学生跳起双人舞，他们穿着鲜艳的哈萨克族服装，女大学生彩饰的圆帽上有一簇洁白的羽毛。他们跳得那样轻松优雅，笑得那样幸福甜蜜，做背景的大学生和台下观众齐声为他们按节拍击掌，他们又做了几个帅气的造型。

全场演出的真正高潮到来了，缤纷的色彩，醉人的音乐，天之骄子的狂欢场面。我爸坐在观众席上暗自发狠：“有一天我也要站在他们中间，同他们一块儿跳舞，一块儿振臂高歌：‘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必须这样！”

“农机厂的历史还挺复杂呢，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东北联勤总部所属的四○一汽车修理厂，专门维修军用汽车，而四○一厂的前身呢，又是日伪时期的满洲橡胶株式会社，生产军用橡胶。‘大跃进’以前，它曾叫过‘机械十九厂’，后来改为‘农业机械厂’。有十几个车间，条件最好的是工具车间，负责为其他车间生产各种工具、量具和卡具。它比其他车间都亮堂，窗户亮堂，照明亮堂，墙壁亮堂，机床亮堂，开机床的人也亮堂，难得见到几位上岁数的师傅，大部分都是相貌不凡的青工。如果那时候可以搞‘工人阶级集体选美’，拿金牌的肯定是工具车间。技校毕业前最后一次实习，机加班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在了那儿，实习车工，我也是中间的一个。多年来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初，我没在最亮堂的工具车间实习，而是去了不那么亮堂的机修车间、冲压车间、底盘车间或发动机车间，后来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或者，我去是去了工具车间，但没给小苏师傅做徒弟，后来的事情是不是也不会发生？

“那天同学们都有了岗位，就剩下我和扬子。男班组长先把扬子安排给一个红脸青工做徒弟，接着就转圈看。离扬子实习的车床不远也有一台C620车床，旁边有一个女青工正在忙碌，戴着护士那样的白色无檐软帽，蓝灰色背带裤工装外面扎着棕色的人造革围裙，手里拿着一个T字形卡盘扳手。男班组长走过去，对她说：‘小苏，就剩下这大个儿同学了，交给你吧。’她好像挺不情愿，如果允许她自由发表意见，她准会说不。这怨不得她，我人高马大，占地方也挡视线，换了我是她，也不会情愿。别的同学的师傅都为他们在工具箱里腾出了放衣服的地方，因为车间更衣室不能为实习生提供什么，我这位小苏师傅却没给我腾地方。我就备了一套肥肥大大的旧衣裤，上衣是草绿色，裤子是鼠灰色，还打着补丁。每天我赶到工作地点都把旧衣服套在制服外面，晚上下班时，脱巴脱巴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那套‘旧盔甲’我团成一团，随便找个缝隙塞进去了事。

“小苏师傅长得有点像新疆姑娘，眼睛挺大挺圆，就是稍稍发涩，后来我知道那是近视所致。她年龄还没我大呢，这是扬子的红脸师傅告诉扬子的，扬子又告诉了我。但我也得管她叫师傅。她取了个苏联名字，卓娅，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叫舒拉的弟弟。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卓娅和舒拉，姐弟俩都是苏联青年英烈，为反抗德寇英勇献身。姐姐是被绞死的，还不让收尸。弟弟怒而参加苏联红军，好像当的是坦克兵，最后也战死沙场。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小苏师傅十多年后在中国降生时，按照当年时尚，她爸爸也为她取了那个苏联女英烈的名字。

“她话很少，通常都是自己闷头干活。如果我主动问：‘师傅，我干点啥？’她就向车床四周扫视一圈，勉强说些你把这个地方归拢一下，那个地方腾一腾，一会儿上料之类的话。如果我把什么都干完了，站在一旁瞧她在嗡嗡响动的床子上切削工件，她偶尔也会说几句‘手动进刀时，先浅点吃刀试探着，再逐渐加深，尽量别打刀’这类话。读技校期间，我实习过几次了，在一个小厂的机械加工车间跟一个男师傅早已学过车工活儿，他个头比我还猛，车床垫得很高。我成了他的徒弟后，全厂上下传为美谈，都说从没见过师傅、徒弟和床子都这么高的。时常有人过来和大个儿师傅闲聊几句，捎带着问问我的身高，‘爹妈都是大高个吗？会不会打篮球？这么高个儿不会打篮球？逗谁呢？你邹师傅可是俺厂男篮的主力，中锋！没事你跟你邹师傅也学学打篮球，别光学滚花和挑扣’。一个技校生需要掌握的初步的车工技术我都掌握了，而更高级些的车工活儿，车丝锥啦，挑蜗杆啦，挑丝杠啦，小苏师傅都很少碰到，我就更不用往上合计，只做我认为该做的，清洁车床，注润滑油，整理工作环境，洒水扫地，等等。有一天，小苏师傅在床子上为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工件折腾了好久，一位中年女质检员来了几趟，用各种量具量完这里量那里，两个人还在工具箱旁对着一张蓝不蓝紫不紫的图纸说个不停。后来，她的活儿总算合格了，但心绪也完全搞坏了，理都不理我，接收了两箱毛坯工件后，又一声不吭地为它们做起粗加工。都是茶杯粗细、一拃多长的圆柱体，先把一个端面切削平整，露出亮晶晶的白茬，再把圆柱表面生了锈的外皮削掉，缩小几毫米。下班前，她干完了少半箱，始终没话。我也不说话，就悄没声地为她续毛坯，再把她粗加工好的工件放回木箱里。

“第二天，她来得晚了些，出现在我面前时，仍然是一身工作的装束。她打开电源，打算接着把那箱活儿干完，可一低头，见箱里的工件全都亮晃晃的了，整齐摆放着，便对我说：‘哟！你全干完了？’她拾起一个，拿过游标卡尺量起来，接着又拾起一个，继续量，总共拾了不下四个。我可以埋头干上一整天初加工的重复劳动，从不嫌腻味。那时刻机声隆隆，卡盘飞转，刀具接触褐色圆柱体毛坯时，哧哧尖叫，火星飞溅，就像在削土豆皮，一长串螺旋形陈腐外皮削去以后，新鲜的肉显露出来。我很享受那样的时刻，但我更享受一个师傅开始拿你当徒弟的时刻。小苏师傅忽然问我：‘你手怎么了？’我当然知道怎么了，为了尽快干完那箱活儿，我的右手掌边被一个工件锋利的棱角剐了一下。我早感觉到疼痛了，也并非不在意悄悄渗出的血，但小苏师傅一问我却开始逞能，拒绝向一位娇小的女子出示伤口。她走过来，抓起我的手看。血已经凝固，真的没什么大碍，但她执意把我押送到车间医务室，做了处理，卫生员还用雪白的纱布把我的手包起来。师徒二人在众目睽睽下回到岗位后，我打算把第二箱活儿也干完，她几次阻止我都坚持，后来她就不见了。过会儿她捧着一只大茶缸，来到我面前，命令我停下来喝水。‘喝水’？对，她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一喝，哪是水呀？是厂里自制的加了盐的保健汽水！还挺凉的，爽口极了。她逼着我把大半茶缸汽水全部喝光，我做到了，接着就开始打嗝儿，一面向对我坏笑的扬子做鬼脸。

“扬子英俊高大，多才多艺，却又谦逊温和，和我在技校时就是要好的朋友，很多话题都能谈得来并深入进去，还一块儿打排球，玩乐器，纵论天下。有一年夏季，我俩一人买来一把廉价小提琴，天天晚上在蚊虫叮咬中一起锯来锯去，一锯便是几个时辰。当年流行的大部分电影音乐都被我们一一锯过，少有漏网者。扬子的红脸师傅最近活儿不忙，常有位哥们儿过来窃窃低语，他就很懂事地回避开，到我这里闲扯几句。他告诉我，他师傅说小苏师傅在车间里清高是出了名的，基本上谁也不搭理，能对我这样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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