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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据清兵制，步队每营500人，马队每营250人。董部“添足20营之数”，即成为一支拥有万人的队伍，在当时称得上是浩浩荡荡的大军了。

荣禄总揽军权

大庆关，即今陕西省朝邑县东的黄河西岸一带。平阳府，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一带。清廷将董部调至这些地方“督练”，是为了加强京师后卫，也有将其作为预备队的意思。所以董部不会在此驻扎多久，是很明显的。加上清廷内部有变，就加速和提前了董部入卫京师的时间。

原来清朝廷中，面对强邻窥伺，割地赔款的难堪局面，存在着基本上不相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坚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甘愿屈膝事敌，以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一种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主张革故鼎新，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康有为鼓吹新法，正合光绪皇帝之意。于是，光绪皇帝于同年六月十一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又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入军机处，加快变法步骤。为了扫除障碍，光绪皇帝打算趁九月间陪慈禧太后前往天津阅兵的机会，将荣禄除掉。但却委任非人，将此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当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交代这个任务时，袁表面上慷慨激昂地满口答应，转身即到天津向荣禄告密了。荣禄向慈禧太后报告之后，慈禧立即先发制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她自己第三次出来主政。接着就对推行新法的人大动屠刀，九月二十八日，杀害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这6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新法即被扼杀。从新法宣布施行到被扼杀，仅有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为此，光绪皇帝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他在宫中，“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庚子西狩丛谈》）据说直到光绪皇帝临终时，还用手在空中划“斩袁”二字，向隆裕皇后示意。这就是当光绪皇帝逝世后，由其亲兄弟载沣摄政时，把袁世凯赶下台来的原由。当时因袁拥有一支军队，羽翼已成，载沣不敢贸然杀袁，致使袁尔后又东山再起，祸国殃民。这是后来的事。

荣禄何许人？需作一番交代。荣禄，字仲华，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他的父亲曾任凉州镇总兵。他早年即侍卫宫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慈禧太后消除其政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时候，立有翊卫捉杀之功，所以慈禧对他十分信任，任为步军统领。不料荣禄因为经常来往于后宫，竟与一些妃嫔有暧昧之事，遂被革职斥退。但慈禧毕竟离不开他，没过几年，又任他为西安将军。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因为内外斗争的需要，就加快对他的提升重用。这一年、六月，“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七月即实授，兼充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后又入军机处，任大学士。并下谕旨云：

“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

荣禄手握兵符，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前即积极部署，调董福祥部驰赴京畿。马福祥在其名为《磨盾余墨》的诗集中，收有“戊戌率师入卫次山西祁县闻政变有感二首”云：

“长驱鹅鹳卫燕云，卿子无才号冠军。国事仓皇天梦梦，书生建白日纷纷。更张太急终非福，敌忾同仇在岂文？一颗丹心如铁铸，何时转战立功勋”。“南海虚名朝野重，东林实祸网罗张”。这些诗可以作为董部起程进京时间的注脚。诗中反映的非议新法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一些军官的看法。盖彼等一般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政治非其所长。只能从其是否具有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来轩轾高低。

甘军将士情绪高昂

甘军将士是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的，让我们举一些事例。董福祥部进入京畿之初，驻扎在卢沟桥一带。斯时京汉铁路为洋员所掌握，甘军将士由于有强烈的爱国仇洋情绪，不久即与洋员发生冲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九），甘军士兵与洋员工程司哥士发生口角，哥士手持手枪前来捉人，士兵起而反抗，以碎石击伤哥士及副工程司脑裂高，脑裂高即放枪击伤士兵2人。事后，畏洋如虎的清廷派员查办，对以枪击伤士兵的洋员不敢闻问，反而归罪于徒手以碎石自卫的士兵，将甘军营官、尽先副将朱万荣“交部严加议处”。马福祥的诗篇中，则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让我们摘引原句：

“雄关虎踞何足恃，泱漭神州一发悬。函关岂借泥丸固，长江不用铁锁牵。惟将战骑布海湄，鼓角声中跃健儿”。

——《戍山海关》

“魑魅窥神州，国家方多难。男儿志封侯，科名奚足恋。淮阴持戟郎，定远起曹椽。会当驾长风，鹏程传九万”。

——《值会试自防入都观光》

“欧亚风雨气混茫，神州将成戎马场。我欲苦战埽欃枪，耿耿此心质彼苍”。

——《登盘山》

我们从士兵与洋员的殴斗中，看出甘军士兵的情绪。同样，我们从马福祥的诗句中，也可看出甘军将领的思想感情。我们还应该看看董福祥本人的思想状况。《清史稿》本传云：

“（光绪）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

话说得朴实、率直，颇能代表董福祥的性格与为人。仇洋爱国情绪跃然纸上。当时朝野对武卫各军有一些评价：

“宋庆毅军，辈行最老；聂士成淮军，勤于操练；董福祥甘军，骁男好斗；袁世凯新建陆军，专尚西操。”“宋庆、聂士成、董福祥均系百战骁将”。（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其时，四川提督宋庆已年届80，在甲午之战中，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在辽东半岛周旋，互有胜负，只是由于慈禧太后、李鸿章战志不坚，等待各国调停，多方掣肘，致使他终于败北。但宋庆到底是年老体衰，难肩重任.不久以后，他的职务即由浙江提督马玉昆帮办以至代替。聂士成倒是个战将，但所部在中日战争中受到了重创。至于袁世凯，在朝鲜战场上投机善变，保全个人而归，无战绩可言，所以只有“西操”这个“洋玩意”。比较起来，董福祥在当时声望最高，主战的王公大臣载漪、刚毅、徐桐等都认为应该倚重董福祥，用以对付侵略者。甚至出现这样的笑柄：一个满员御史上奏折，请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主持军事。军机处一看，寻思檀道济乃南朝刘宋时人，相距1400多年，如何起用？后经查问，原来是这位满员御史听到人们将董福祥拟为檀道济，遂将这一名字录奏。这固然反映这位满御史的缺乏知识，但也说明当时董福祥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由于甘军将士情绪饱满，所以训练十分认真。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清廷命庆亲王奕劻前往南苑检阅甘军，奕劻检阅后上奏说；“各营弁勇一律精壮，队伍亦甚整齐，一切分进合止，均能娴熟。”清廷赏给甘军兵勇银1万两，赏给营哨各官袍褂衣料，赏给董福祥白玉翎管等物。次年三月，又发上谕云：“甘肃提督董福祥，调扎近畿训练队伍，具有条理…赏穿貂膆褂，以示优异”。

这样的队伍，无疑是可用的。问题在于指挥者将其用于何处、如何使用。

中军翼长未战先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荣禄从“屏蔽京师”的观点出发，重新部署他的主力部队：“聂士成一军驻扎芦台，距大沽北塘较近，扼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一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为后军；宋庆一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为左军；袁世凯一军驻扎小站，以扼津郡西南要道为右军。”他自己则坐镇南苑，另招募亲兵万人为中军。这样，“总为五军，声势自然联络，……自可收指臂相联之效。”这就是当时维系京师安危的武卫军，其总数约有五万人左右。此外，还有练军近两万人，分驻直隶省各镇，专守地方。京城则有端郡王载漪、兵部尚书刚毅统率的虎神营万人上下。营名虎神，取义为以虎擒“洋”、以神摄“鬼”，这也代表了当时清廷王大臣的认识水平。有这么多军队，如果训练有素，将士用命，指挥有方，确实可使京津一带固若金汤，侵略军岂能轻易进犯！

这里，着重交代一下荣禄的中军翼长一职。中军翼长类似现在的参谋长，这是个重要职位，人员不大好物色。“董君福祥复荐其挚友张君俊充任翼长”（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清朝廷采纳了董福祥的举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十五日任张俊为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同年七月、又赐张俊在紫禁城内骑马，荣耀一时。

张俊，字杰三，也是毛居井人，和董福祥一起长大，相交为友。同治初年一同起事反清，转战陕北。降清后，参加镇压反清的回民，升为副将。在平复新疆之役中，张俊奉命在甘肃招募3营兵卒，营名曰定远，后即率其定远3营为前锋，在进军南疆中开路先行，战功卓著。后在守卫边疆中仍然英勇作战，积功为伊犁镇总兵，一时与董福祥齐名。《清史稿》本传说；“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大概他的武功是不错的，也很善于用兵作战。董福祥调离新疆后，张俊继任喀什噶尔提督。光绪二十四年底，又继董福祥之后署理甘肃提督，奉命招募5营士卒，进行训练。未几，即晋京就任新职。不意天有不测之风云，任职仅一年光景，即不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十八日病故，归葬于家乡毛居井。后来，荣禄又任孙万林为武卫中军提督，从职务名称上来看，孙仅统中军而已，全军翼长一职，即缺而不任，可见将才之难得。

张俊的遽然逝世，无疑是一大损失。假使他健在的话，四个月之后，在反抗侵略者的战争中，以董、张老搭档，他们的两支军队必然会紧密地协同作战，而且“中军翼长”还会相机调动其他各军，对全局擘划运筹，那就会给侵略军以更沉重的打击，战局为之改观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荣禄的全盘指挥；继任者孙万林，我们只从史料中见到他镇压义和团的记载，很少找到他率部抗击侵略军的材料。而且庚子之役之后不久，他的军队也就遣散了，在近代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骤然逝世于维系国运的反侵略战争爆发的前夕，实在是万分惋惜的事。它使人不禁兴起杜诗中所抒发的情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义和团反帝爱国**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长期以来全国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是甲午战争之后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高峰。这一运动首先发起于山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各地设立拳厂练习武术，进而设立“坛”，“坛”也是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具有神秘色彩。其领袖称为师兄，著名领袖有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他们在茌平、高唐一带领导反教会斗争，后被清朝军队镇压。1898年，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一说为李来中所提），参加的群众日益增多。山东巡抚毓贤开始对义和团进行屠杀，但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毓贤感到屠杀不是办法，另方面，他又恶于教会的猖獗，转而对义和团采取利用的态度。于是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大的发展。这就引起外国侵略者的不满，在美国的胁迫和干涉下，清廷撤换了毓贤，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果然不负洋主子的期望，带领其新军7000人对义和团进行疯狂的镇压，屠刀挥舞，杀人如麻，使山东人民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义和团有的坚持斗争，有的转移到直隶境内。于是直隶各地“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引起更激烈的反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将率兵前来镇压的副将杨福同打死。在天津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写有“杀尽外国人，再跟大清闹”的字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率众进入天津，裕禄已无能为力，不得不改剿为“抚”，对义和团以“礼”相待。清廷对义和团举棋不定，主剿与主抚的两派各持己见。刑部尚书赵舒翘奉命考察义和团之后奏称；“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待，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慈禧太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对义和团转而采取利用态度，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等控制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是许多支，互不统属，所以有的被清廷控制了，有的仍在自己行动，但他们爱国仇洋的热情则是一致的（尽管带有原始的性质）。六月中旬，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城，焚烧八面槽和宣武门一带的教堂和教会医院，继又围攻西城区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把反侵略斗争推向**。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在内蒙古、东北三省、河南、陕西、甘肃以及江浙、广西、贵州等地相继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在当时情况下，适应民族反抗情绪的一种组织形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助，它在反教会斗争中是坚决的，在尔后的反侵略军的战斗中更是英勇的，他们以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凭着血肉之躯和神秘色彩，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浴血搏斗，写下了一幕幕悲壮的战歌，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光耀于史册。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是迫不得已。用“上论”实即慈禧太后的话来说：“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这是不打自招的实话。而他们的“挽救”之法，就是先施以釜底抽薪之术，再继之以屠刀。所以清廷在尔后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处处掣肘、破坏，最终又加之以“痛剿”，直至绝灭而后已。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又出了一个怪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派，他们主张剿灭义和团，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他们甚至对清朝廷的对外宣战，也拒绝执行。而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样一来，就使得八国联军解除了很多威胁，他们可以置中国大部分地区于不顾，放心大胆地集中力量在京津一带用兵。所以，所谓“东南互保”，实际上是大大帮了侵略者的忙。但事后，他们却被顺从洋人意旨的清朝廷目为保国功臣。是非的颠倒，一至于此！

手握中枢兵柄的荣禄，本来是反义和团的，但他处事圆滑，善于观风使舵，一味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极会“变色”。起先他在给李鸿章、刘坤一等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中曾经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因此主剿；“现在拳匪之事，惟有急治其标，……盖我自能剿，则洋兵不敢妄动”。所以，他的武卫军大多是与义和团为敌的。如袁世凯在山东，专门屠杀义和团，称得上当时的头号刽子手；聂士成的武毅军、孙万林的中军以及宋庆的毅军都接受他的命令剿杀过义和团。但后来，在慈禧太后一时冲动，要荣禄联合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他也立即遵命照办，不过暗中打些折扣而已。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即在荣禄的武卫五军中，只有董福祥的甘军没有与义和团交手的记载；不仅如此，而且有的竟是董部与义和团并肩作战的记录。有一篇《匪党蔓延京师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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