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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5章605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2页）

当时，生化所、北大化学系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都不对中间产物做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更大的肽段赶。1960年4月19-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上，3个单位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他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礼，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两条链！

当时，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饥荒时期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下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最后的A链和B链的全合成工作。4天之后，生化所仍没能证明合成了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

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开辟了第二个战场”。

高等教育部的竞争又刺激了科学院。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高官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指挥五个研究所300多人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完成时间由20天缩短到半个月、一个星期。许多人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以至于领导下命令：“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不同，胰岛素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的假想并不成立。70天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工作宣告失败。

1960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上海市科委召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科学院3个单位的有关研究人员讨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代表终于说出了他们的鉴定依据。

邹承鲁、杜雨苍、张友尚三人通宵实验，发现复旦的测试法非常不规范，其省去了必需的、数以千项计的对中间产物的分离纯化和鉴定，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提出的要求——复旦大学生物系，从来都没有完成过A链、B链和整个胰岛素的合成。

在花费数月、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1960年下半年，3个单位共约800人的“大兵团作战”陆续鸣金收兵，偃旗息鼓。除了科学院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惨败后，国家也进入了调整时期。

“大兵团作战”中的恶性竞争使北京、上海的胰岛素工作组心存芥蒂。1963年，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几个单位决定开始协作，北大化学系派了研究人员到上海去。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约法三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清晨，杜雨苍从实验室走了出来，从他举着的细管中，人们逆光细看，看到了结晶的闪光。在惊厥实验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66年，该结果用中、英文分别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学术拜访活动中，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果得到了法国巴黎科学院院士特里亚，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诺贝尔奖金得主蒂斯利尤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等人的认可，其中不乏认为该成果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意见。

1973年，杨振宁致函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称自己准备提名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果得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请郭提供具体的人选。

中国驻美联络处出面回复杨振宁：

“虽然如果我国科研人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会起某些积极作用，但考虑到该奖金系由资本主义国家颁发，且我国胰岛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难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选，故我们倾向于婉言谢绝杨振宁的好意。

当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杨振宁再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说的——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也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金候选人名单。

这一次，中国人终于凭借人工合成胰岛素正式“申诺”了。但最后却意外落选，震惊国人。

当时，“歧视说”“时机已过说”等一度甚嚣尘上。可在熊卫民看来，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获得了国内外多个重要奖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也得到了非常有份量的中间成果，但最后成果，在学术创新、工具方法的进展、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的程度。

也许，那一次拆合胰岛素的中间成果，确实已是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最接近诺奖的一次。

总结

据熊卫民研究，得到和中国类似成果，“战成平手”的卡佐亚尼斯和查恩，不过是美国、德国的两位非一流教授，他们到晚年都不曾获得过国家科学院院士之类的学术地位，且是个人自由进行研究；而我国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邹承鲁、王应睐、汪猷等人不但是院士，且享有国际声誉，国家层面还花费上百万资金支持，最终却换来一个令人叹惋的结果。

为什么把很多优秀学者加到一起，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仍然只是基本与国外的一两位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个人战成平手？熊卫民想，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体制：计划体制固然存在集中资源攻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这种优势往往会被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劣势所超过。

科研工作，到底应“官营研究”还是“自由探索”？科学上的事情究竟该由行政人员做主，还是该由科学家做主？历史无法假设，但在熊卫民看来，这些命题仍是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最大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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