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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有一条原则，就是&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这在帝国时代能做到吗？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ot;平等&ot;？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侯发落，稍有辩驳就要&ot;掌嘴&ot;，又叫什么&ot;平等&ot;？没错，中国古代是有&ot;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ot;的说法。且不说这做不做得到，也不说同时还有&ot;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ot;，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证明那时候&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皇帝杀人，怎么从不偿命？事实上，皇帝根本就不会犯法，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律。皇帝杀人也不算犯法，因为那是代表国家。&ot;联即国家&ot;，&ot;联即法律&ot;，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ot;法治&ot;，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管子&iddot;任法》说：&ot;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ot;头一句倒很像话，好像是主张法治，而且把&ot;法&ot;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接下来就露了马脚。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ot;法&ot;，其实不过是让君王们用着方便顺手的（圣君之实用也）。于是，人与法，就有三种关系。有立法的，管仲称之为&ot;生法&ot;；有执法的，管仲称之为&ot;守法&ot;；还有受制于法的，管仲称之为&ot;法于法&ot;。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执法的是官员（守法者臣也），受制于法的是民众（法于法者民也）。如果无论什么人（君臣上下贵贱），都能有法律意识，遵从法律，依法办事（皆从法），那就是治世。

那么，这个&ot;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ot;，岂不就是&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吗？否！所谓&ot;皆从法&ot;，是说君主有权力立法，官员有义务守法，也有权力执法，民众则有义务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法。显然，在管仲等人的&ot;法&ot;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君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员则介乎二者之间，对民众有一点&ot;权&ot;，对君王则只有&ot;义&ot;。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ot;法&ot;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可见虽云&ot;皆从法&ot;，但怎么&ot;从&ot;，并不一样；&ot;从&ot;什么，也不一样。民众之所&ot;从&ot;，是&ot;君王之法&ot;；君王之所&ot;从&ot;，则是&ot;自立之法&ot;。这难道也叫&ot;平等&ot;?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ot;法&ot;，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ot;王法&ot;，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他们的&ot;法律&ot;，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ot;规范行使&ot;（从法）而已。这样的&ot;法&ot;，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此其一。

第二，这些&ot;法&ot;既然是&ot;王之法&ot;，当然就不是&ot;民之法&ot;，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那些&ot;生法者&ot;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因此他们对&ot;刑法&ot;的兴趣，要远远大于&ot;民法&ot;。如果说有什么&ot;民法&ot;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ot;治民之法&ot;；而所谓&ot;司法&ot;则不过是&ot;听狱&ot;，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ot;治民之法&ot;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连这样的&ot;法&ot;，也被认为不可靠。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律规范，人民不敢犯罪，却不知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既知廉耻，又愿归服，即&ot;有耻且格&ot;（《论语&iddot;为政》）。因此即便立法，也得把道德和礼仪写进去，并作为纲领和根本（比如唐律开宗明义即云&ot;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ot;）。也就是说，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礼为法纲，律为法目。显然，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

那么，帝国的&ot;德治&ot;又如何呢？

第三章伦理治国二无德之德

帝国的法治不是法治，帝国的德治也不是德治。

德治原本是原始社会的管理方式。那时资源和财富不多，族群很小，有限的一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然不妨实行&ot;部落内公有制&ot;。在部落和氏族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归全体族民共有，并按照原始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支配和分配。这就是最早的德治和礼治。应该说，这种制度曾经是很美好的。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都能得到赡养和供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统治和奴役没有存在的余地，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工则完全出于自然（男耕女织）。支配人们行为的依据，除了生存的需要，就是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领导者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便可&ot;垂衣而治&ot;。这就是历来被人们崇拜和向往的&ot;尧舜之世&ot;。

这样一个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过。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描述和赞美了那个时代和那种制度。恩格斯说：&ot;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ot;为什么会&ot;有条有理&ot;呢？有&ot;德&ot;啊！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时代，也不仅只有脉脉温情，同时还有野蛮的暴力。正是这种野蛮的暴力，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战争。包括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也包括五侯争霸、七国争雄。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想象得太美好，更何况它早就一去不复返。氏族社会过去了，部落时代过去了，就连邦国时代也过去了。纯朴野蛮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再鼓吹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鼓吹所谓&ot;尧舜之治&ot;，即便不是欺诈，也是愚昧。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只不过&ot;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作辩护&ot;（《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儒家和帝国统治者一再推崇、标榜和鼓吹的&ot;德治&ot;，便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正所谓&ot;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ot;（毛泽东《贺新郎&iddot;读史》）。反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头脑要清醒得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独有的睿智和冷峻，说出了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和不愿意接受的道理--&ot;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ot;（《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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