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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辑 连年战火中的文明（第1页）

●皇帝与《太平御览》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初年，国家藏书仅有史馆中的万余卷。于是，赵光义颁下召令，凡向国家献书者赏。因此，国家藏书一下子增到了8万卷，这些书分藏于史馆书库、昭文书库和集贤书库。早在梁代时，这三个书库就已经建立了。赵光义即位后去视察，发现屋舍破旧，便下令重修。公元978年，重修工程竣工，皇帝赐名崇文院。院中有昭文书库、集贤书库、史馆书库等6库，规模空前宏大。而在新馆落成的前一年，赵光义已下诏用馆藏书籍编辑《太平总览》《太平广记》以及诗文总集《文苑精华》等。

《太平总览》摘取的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全书保存了不少古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历经6年才编成。成书后，赵光义对宰相宋琪说：“从今天起，每天把《太平总览》给我送来3卷，我要亲自阅读。”宰相宋琪说：“陛下以读书为乐，借古鉴今，自然是好事，但每日读3卷，是不是太多了，不要累坏了身体。”赵光义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许多乐趣，多看一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虽不能行万里路，但读万卷书还是不难的。凡是喜欢读书的人，总有他读书的乐趣所在；如果不喜欢读书，就是按着他的脖子，他也会读不进去的。”众大臣听了非常敬服。此后，赵光义果然每天读3卷，从不间断。有时因为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并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这样一部巨著，赵光义一年内全部看完，然后将其更名为《太平御览》。

●司马光一心著史

司马光，字君实，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公元1019年，他出生在陕州夏县（在今山西）一个做官人的家庭里。他自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分聪明伶俐。7岁的时候，便开始专心读书，而且十分刻苦，不论是在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还是三伏盛夏酷热难当的时候，他都照样读书写字。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司马光做官后研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古以来的历史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但却没有一部上下贯串的通史。另外，在司马光看来，各种各样的史书实在太多，皇帝看不了，如果编一部通史，也可给皇帝读史书提供点方便。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动手来编一部，打破这个尚无通史的局限。他参考了众多的历史著作，花费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按照自己的设想，给书取名为《通志》。《通志》编成，正是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这部书献给了英宗。英宗读过之后，觉得大开眼界，对自己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就下令为司马光专门设立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全权组织编写人员，准许他们借阅官府的藏书。英宗的支持使司马光得到极大的鼓舞，他立即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等做助手，组成了一个编写机构，把《通志》写下去。

到了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新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神宗。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读了司马光的稿子后，更是高兴。他认为司马光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做皇帝的人了解历代的盛衰起落，而且这种起落盛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可以常常对照借鉴。所以，神宗就把《通志》这个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治理，“鉴”的原义是镜子，用来表示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安石受神宗器重，回到朝廷主持改革的时候，司马光是翰林学士。由于司马光思想保守，就开始与王安石谈不到一起了。后来，王安石被升为宰相，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司马光不仅一条也不同意，而且还拼命地反对。由于司马光的学识和影响以及他反对变法的强硬态度，他竟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同老朋友完全闹翻了。于是，司马光就向神宗辞职，离开京城到了洛阳，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司马光前后一共花了19年，才把这部著作全部写完。

《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逐年写出历史上每年发生的大事。记载了自公元前4D3年到公元959年，即从战国始到五代十国止的1360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材料丰富，剪裁有致，考证严格，而且文字精练，富于文采。历史上，《通鉴》与《史记》齐名。

●苏东坡多才多艺

在大宋朝这个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苏东坡（即苏轼，因其号东坡居士，故又称其为苏东坡）可算是当时最浪漫和富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诗、词、文写得纵横开阔，意脉流畅。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苏东坡贡献更大，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使词的面貌焕然一新。词是自中唐从民间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苏轼所处的时代，前后已有了300余年的历史。虽然出现了不少名家名作，但词一直被认为是“诗余”，是“小道”。因此，词的题材非常狭窄，特别是唐五代，词一直流连于花与樽酒之间，大都写离别的伤感、男女的爱情，形式上处处受到音乐的束缚。而苏轼的词，在内容上却完全打破了题材上的束缚，各种生活内容尤其是反映农村景象和生活的题材，在苏轼的词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苏轼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叫豪放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槽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写出了苏东坡面对自然、感怀今昔的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了他飘逸旷达的精神。词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但是也反映了苏东坡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个唱歌的人说：“我的词与柳永（宋朝著名词人）的词相比，怎么样？”那人也是个风趣的人，回道：“柳永的词，只适宜十七八岁的女孩，手拿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名句）；你的词，须要关西大汉，手拿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这个回答十分形象地说出了苏东坡的词与另一词派（婉约派）的区别。

除了诗、词、文之外，苏东坡还是个大书法家，他擅长行书和楷书，吸取了前人许多名家的特长，且能自创新意。他用笔丰腴跌宕，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情趣。苏东坡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学习他的书法。

苏东坡虽然多才多艺，但为人刚正不阿、黑白分明。在宋朝王安石变法前后，不论是变法派当权，还是顽固派当权，他都坚持不随波逐流。因此，他一生中有大半生的仕途不顺，屡遭贬放。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蒙大赦回到常州后，便一病不起。次年，这位百年难求的文坛大才子就与世长辞了。他给后人留下了《东坡集》《东坡后集》以及《东坡乐府》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欧阳修“文学变革”

欧阳修，字永叔，吉水（在今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欧阳修幼时丧父，家中贫寒。欧阳修从小聪明好学，他的母亲便用沙土当纸，以棍做笔，教儿子习字，对其进行启蒙教育。后来，其母带欧阳修投奔在随州任推官的叔父欧阳哗，方使欧阳修所受教育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北宋文坛最终出现了他这样一位文学大家。

欧阳修到了叔父家后，更加好学，看书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做道统之附庸的倾向。而欧阳修却与之不同，且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独立的性质。

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矫正

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中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散文创作的成就

（一）功能的加强和题材的完备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它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

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骄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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