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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第2页）

我刚才给你讲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词，我也讲过违心的话，讲过假话，我特别限制在“文革”期间。比如别人喊“打倒刘邓”“打倒彭罗陆杨”我也得跟着喊。其实讲真话，是做人起码的一个标准。但是经过“文革”之后，人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记者：

是不是因为巴金是您的四爸，您对他更熟悉，更有一种贴近感，从而更喜欢他一些呢？

李致：

从我上初中起，我就喜欢鲁迅。巴金写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家》，有人说是写的我们家，但不完全是。巴老承认有两个人是真实的，一个是我父亲——他的大哥，一个就是曾祖父高老太爷。这也只能说他们的性格是真的。但文学毕竟是虚构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别人对号入座的就多了。比如有人说，巴金是觉慧，巴金说，觉慧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巴金的另一篇小说《憩园》，写一个破落的园子里边发生的事，园子的旧主人姓杨，类似《家》中的克定，比较接近巴老五叔的形象。但不能简单化对号。像我的曾祖父，书中的高老太爷，其实还是有一点开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当年有许多照片，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照相，说是照相机能把人的魂给勾走，但是曾祖父却照相。又比如他送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叔祖父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因为是长房长子长孙留在家里（他是承重孙）。巴金和他哥哥李林，被送到了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李林（我的三叔）是燕京大学毕业，然后在你们天津的南开中学教书，周汝昌、黄裳、黄宗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记者：

上世纪30年代，巴金曾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述了您父亲的一生。对于您父亲的自杀身亡，巴金写道：“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1965年，巴金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您父亲时，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足见巴金与您父亲之间的至深情感。这种情感是不是也会带给您？

李致：

当然会。我与巴金之所以亲，血缘关系很深。他当年出去的一些路费都是我父亲为他筹措的。但更主要的还是巴金的做人。我最欣赏巴金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非常赞成他的“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还有“说真话”……他的很多观点，是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把我们拉近，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

记者：

您写作用笔还是用电脑？

李致：

我从办离休手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写了大概五十多万字，我也学会了电脑打字，我会发邮件。我的“脑龄”有七年了。我现在还兼着四川省文联主席，我的老伴长期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没有精力写长篇。我这人生的七十多年，经历了许多事，国民党关过我，“四人帮”也关过我。我写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已经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等几本书。

记者：

有人说，作为作家的李致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判若两人。您怎么看？

李致：

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巴金称翻译家汝龙是“黄金般的心”，说他一生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自己“掏一把”出来。我当年入党也是这样的动机。

记者：

其实也可以以此来形容巴金，他就是一颗“黄金般的心”。

李致：

谈巴老不能不谈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故事写一座城市里有一尊快乐王子的雕像，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看到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穷苦人，于是让一只准备南飞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和宝石一一啄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苦人。直到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瞎眼的、难看的、光秃秃的雕像，小燕子感动地不再南飞，冻死在它的脚下……读到这我豁然开朗，巴金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王子”吗？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他在四川出书都不要稿费，钱捐了出来，建立基金又不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允许恢复他的故居。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记者：

能谈谈您的父亲吗？

李致：

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多，谈不上什么印象。他是自杀的，家庭突然破产，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比如你是亲戚，他带着你做生意，赚了钱是你的，赔了钱是他的。后来他做股票生意，赚的钱人家拿走了，但赔的钱要他来还。在他生病期间几家银行倒闭家庭破产他承受不了了，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就自杀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我父亲。我母亲，还有四个姐姐，生活非常艰难。直到我上中学以后，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巴金说，我父亲是“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新华社记者赵兰英采访我后这样写道：“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的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

记者：

您和巴金之间的通信有多少？

李致：

巴金给我写的信，很难精确地进行统计，大概有三百封，其中有五十封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我现在还保存了二百五十封信。我给巴金写的信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我写给他的信送回来了。还专门给我写着：“我本想保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资料，用得着它们。”我在学电脑时，已经把这些信都输入电脑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一书。

记者：

您最后一次见巴金是什么时候？

李致：

2005年，巴金去世时，我去给他送终，撒骨灰时我也是跟船到东海。在他弥留之际，我一直都在他身旁，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给他大量地注射镇静剂。病房是不允许进去的。当我赶去之后，小林就说，五哥，你去把手洗干净，去跟爸爸握手。我进去握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发现他的手很柔软，帕金森病人的手一般都是很僵硬的，可我握他的手却很柔软。在这握手的半个小时里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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