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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第2页）

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

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如云纵横之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二者岂相为渊源耶？《周礼》尝有掌皮之官矣，岂可谓今日制革之术为出于此耶。

三、《文艺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

古无九流之目，《文艺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又安可属法家？至于《伊尹》《太公》《孔甲》《盘盂》，种种伪书皆一律收录。其为昏谬，更不待言。其最谬者，莫如论名家，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

此方术即是其“逻辑”。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论，墨子有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辩之书。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此说吾于所著《先秦名学史》中详论之，非数言所能尽也。）

惠施、公孙龙皆墨者也，观《列子·仲尼篇》所称公孙龙之说七事，《庄子·天下篇》所称二十一事，及今所传《公孙龙子》书中《坚白》《通变》《名实》诸篇，无一不尝见于墨。皆其证也。其后学散失，汉儒固陋，但知掇拾诸家之伦理政治学说，而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

于是凡“苛察缴绕”之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后世所称法家如韩非“管子”皆自属道家。任法、任术、任势，以为治，皆“道”也。

其他如《吕览》之类，皆杂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汉人所立“九流”之名之无征，则其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攻而自破矣。

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

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唯太炎先生为最详（其说见《诸子学略说》。此篇今不列于《章氏丛书》）如引《文艺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不成论证也。

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

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官官”。然则太炎先生亦知其为无征验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弄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适按，此说似未必然。郑注云：宦，仕也。《正义》引《左传》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学也。谓学仕官之事。其说似近是。）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适按，原作学，本可通。《正义》谓学习六艺是也，既作御，亦是六艺之一，古者车战之世，射御并重，孔子亦有‘吾执御矣’之言，未必是仆役之贱职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训为学？所谓官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耳。”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诸子学略说》）。

又曰，“不仕则无所受书”。（《订孔上》）适按，此言古代书册司于官府，故教育之权柄于王官。非仕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问题。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

《周礼》伪书本不足据。（无论如何，《周礼》决非周公时之制度）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徒以古代为学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于官府。此如欧洲中世教会柄世政，才秀之士多为祭司神甫，而书籍亦多聚于寺院。以故，其时求学者皆以祭司为师。故谓教会为握欧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

然岂可遂谓近世之学术皆出于教会耶？吾意我国古代，或亦如此。当周室盛时，教育之权或尽操于王官。然其所谓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礼乐射御之末。其所谓“师儒”，亦如近世“训道”“教授”之类耳。其视诸子之学术，正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绝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

此如欧洲教会尝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鲁诺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禁毁。笛卡尔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竟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

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而世之学者乃更拘守刘歆之谬说，谓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已。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其说有散见他书，如《孝经用夏法说》《订孔上》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

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

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书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也”之说矣。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

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

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别墨之名，始见《庄子·天下篇》），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

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

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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