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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只有良法是不够的（第2页）

凯特·布里吉斯、迈克尔·沃尔科克，《如何（不）解决关键问题：对马拉维制度改革历史的评价与应对》（How（not）tofixproblemsthatmatter:AssessingandrespondingtoMalawishistoryofinstitutionalreform），第12—17页。

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制度改革方面，还是在更重要的经济发展方面，这一问题解决模式都不可能带来积极的长远效果。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溯到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根源上来分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理解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共同解决问题

“文化”一词与“创新”或者“制度”有一点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人们每天会听到的词，但是每个人说起它们时所指的对象往往大相径庭。一个企业通常会把文化描述为工作环境中的可视化要素，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便装星期五”、食堂的免费饮料，或者员工是否可以带着宠物上班，等等。埃德加·沙因（EdgarSchei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组织文化学者之一。根据沙因教授的解释，这些可视要素只是文化的人为现象，无法成为文化的定义。沙因为文化给出的定义是我见过的最有用的文化定义之一：

文化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用的合作方式，由于人们遵循这一方式的频率极高，效果也极佳，所以，他们甚至不会考虑别的方式。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为了把事做成，人们会自主地按照文化的要求行事。注释标题埃德加·沙因（EdgarSchein），《组织结构与领导力》（OrganizationalStructureandLeadership），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1988年。

这种自主的本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新的法律或制度能够带来的。它们是分享式学习的结果，分享式学习指的是人们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找到办法的过程。

一个社会中的文化形成过程也是一样。当一个问题或者任务出现时，与之相关的人们通常会聚在一起，研究该做什么、如何做才能成功地应对，他们最终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决策。如果这一决策和与之相关的行动最终带来了成功的结果，人们就得到了一种可以解决争议的“足够好”的决策。那么，当这群人下一次需要应对类似的挑战时，他们往往会使用上次的决策和方法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上次的尝试失败了，争议未能得到解决，当再次面对类似问题时，这些人将会非常犹豫，不一定会重复上次的决定和做法，也就是说，对于人们来说，每解决一个问题并不仅意味着解决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过程还告诉人们什么是最管用的。人们就是这样创造或者摒弃一种文化的。

一项制度实际上是文化的反映，或者是一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明明观察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却仍然试图推行一种与该文化不相匹配的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很难长久维持下去。

文化和规范能够指明甚至预先决定制度的力量，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凯特琳·库尔曼（KatrinKuhlmann）是新市场实验室法律与发展中心创始人，她也在哈佛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授课。库尔曼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当时她在肯尼亚参与一个项目，她主要负责引导投资者和企业家熟悉当地复杂的法律法规。她很快发现，同一种方法，在一个国家可能行之有效，放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会传递完全错误的信号。例如，在内罗毕，一些企业家指出，“过度签订合同”意味着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互不信任。库尔曼说：“这个项目鲜明地表明，围绕在市场周围的法律体系比简单的一次交易复杂得多。如同我们的工作一样，我们必须从书面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法律对人类行为各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实际上，看似简单明确的事情，例如建立一个法律框架或者执行一个合同，结果可能相当微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民主化风险

即使制度改革项目多以失败告终，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如此急于改变贫困国家的落后制度。在许多贫困国家里，政府常常是“比赛场上唯一的选手”，对经济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此外，美国、英国、日本以及世界上许多富裕国家都拥有运行良好的制度。因此，两相对比，繁荣和良好的制度仿佛是不可分离的。以美国或英国的法律系统为例，公民基本上可以依靠合同的履行和法律规则来解决问题。这不仅会带来公民之间的信任，还会带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此相反，宽泛地说，类似安哥拉、厄瓜多尔和孟加拉国之类的国家，它们的制度无法产生这样的信任，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设想一下，你会信任安哥拉的法律体系吗？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有一个国家，无论它的政府，还是它的私营部门，都无法带来类似日本、新加坡或者德国一样的信任感，谁会把几百万美元投到这个国家？所以，修复制度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希望各国拥有更好的制度和确保这些国家真正拥有这些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看到，最成功的制度都是发源于文化的，而不是反过来。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充满了先例。

欧洲的制度被视为全世界最精妙的制度，也最为人珍视：英国脱欧的复杂谈判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本书写作时，为了摆脱欧盟束手束脚的义务，英国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无论谈判的过程如何艰难，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谈判双方都很尊重这一过程，都会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行事。欧洲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到这一点的；欧洲用了上千年的时间不断试错，历经无数成败之后，才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

公元800年，威尼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都会之一，这是其国内制度发展带来的结果。经济学家迪亚戈·普伽（DiegoPuga）和丹尼尔·特雷弗勒（DanielTrefler）指出：“国际远途贸易帮助一大群商人先富了起来。1032年，这些商人运用刚刚得到的力量，把各种束缚加在威尼斯管理者头上，他们取缔了实施世袭的威尼斯总督制度，并在1172年建立了议会，它也被称为‘大议事会’。”从1000年到1297年前后，威尼斯见证了众多现代制度的兴起，其中之一是“有限责任合伙制”。

就其本质而言，有限责任合伙制属于一种股份公司的形式，目的是为远途探险提供资金支持。考虑到伴随远途航行而来的巨大风险，有限责任合伙制是一种创新的方法，它让前所未有的更大数量的人群共同分担这些风险，从而实现了风险的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它还做到了收益的民主化，帮助此前没有机会投资远途贸易的威尼斯民众创造财富。记者马克斯·尼森（MaxNisen）这样评价它：“有限责任合伙制极富创新性，因为它把每一位合伙人的责任限定在合股的数量上。这对威尼斯这座城市的历史极为重要——它通过承担贸易合伙风险的方式，让较为贫穷的商人有机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仿佛一夜之间，较为贫穷的商人们有机会参与到利润丰厚的远途贸易投资中来了。在此之前，远途贸易是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的专利。

如前所述，对一个新消费者阶层来说，开辟式创新把曾经对于大众来说昂贵、复杂、无法获取也无力承担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容易获得，进而开创出一个大众化解决方案的全新市场。在绝大多数社会里（当然也包括当时的威尼斯），穷人的数量必然是多于富人的，所以，当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出现，并把穷人拉入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消费市场中时，这一新方案必然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有限责任合伙制出现之前，较穷的商人既没有资本也没有质押物进行投资，有限责任合伙制带来了一种新机制，帮助这些商人进入了投资阶层。这一创新提高了经济流动性，增加了社会财富，最终增强了政治力量。

以有限责任合伙制对造船业的影响为例。造船行业的发展为很多人带来了工作机会，这些人为船厂提供物资、设计舰船、销售或者出租船只、充当贸易远征的船员，或者加入提高国家经济效益的其他部门。造船业只是受益于有限责任合伙制的众多行业中的一个。贸易需要越来越多的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农民和商人必须开展相应的创新，才有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极为明显，在比较贫困的城市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夜之间，失业者成了社会生产力量的贡献者。就像埃德加·沙因指出的，组织的奖惩制度对经济的提升极为重要。如果人们不能通过正当的工作机会得到回报，他们就会寻求其他途径，而其他途径也许并不具备社会效益。

随着越来越多的威尼斯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这座城市成了全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于是，它的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威尼斯历史上，总督宝座长期被三大精英家族垄断，他们曾对威尼斯拥有绝对权力。财富的民主化出现以后，权力的平衡开始转移，越来越多的富有商人拥有了挑战总督的力量。他们也这样做了。商人阶层方兴未艾、持续发展，由这一新贵阶层推动的制度改革包括：禁止总督指定继任者；颁布和执行选举制度；政府需与法官咨议，并遵守司法裁决；建立议会制，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大议事会”。这些制度又为后来的制度铺平了道路，它们巩固了商业、创新和投资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与之相似的收入增加带来制度变革的例子同样发生在另一个早期向外扩张的国家里，它就是荷兰。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人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改革及经济增长》（TheRiseofEurope:AtlanticTrade，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Growth）中写道：“荷兰商人日益提高的经济财富至关重要，这些财富部分来自大西洋贸易，这些财富被用来部署一支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军队……总的来说，英国和荷兰的证据都可以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假设，那就是大西洋贸易让一部分商人先富起来，他们在新政治制度的建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制度限制了王室的权力。”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改革及经济增长》（TheRiseofEurope:AtlanticTrade，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Growth），《美国经济评论95》AmericanEconomicReview95，no.3（2005年6月）：546—579。

14世纪初，威尼斯的金融创新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债券、股权及质权证书市场；把流动性不足和无偿付能力区别开来的破产法；复式记账法；商业教育（包括运用代数方法进行货币换算）；银行存款业务；可靠的货币交换媒介（威尼斯货币达科特），等等。与其说这些创新是同“远途贸易的需求”紧密相关，不如更准确地说，它们反映了远途贸易的“平民化”。

这就是开辟式创新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

本末倒置

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多的制度改革项目可以用“用意良好、结果糟糕”来形容，这与威尼斯的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佛大学的马特·安德鲁斯（MattAndrews）在他的一部论述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列举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失败案例。2003年，很多国际专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只需要短短7年时间，就能把阿富汗变成下一个韩国。在这一说法的鼓动下，动辄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阿富汗，这些资金的用意是改变阿富汗的政府制度，进而改变这个国家。然而，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几十亿美元花掉了，新的法律法规和新的“制度”也推行了，阿富汗依然被国际社会视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阿富汗的例子也许过于极端了，毕竟它不仅仅深陷贫穷，还在与塔利班武装势力斗争。于是，安德鲁斯提到了另一个例证：格鲁吉亚。根据安德鲁斯的解释，为了“刺激私营部门的发展，创造就业”，把这个小国变为“高加索的新加坡”，格鲁吉亚政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其精简税收，裁汰冗政。这些改革措施似乎颇有成效，格鲁吉亚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开始上升。不幸的是，这些改革并未激发人们期望的国内创新景象。安德鲁斯的结论是：“政府监管也许不再是企业家的重负了，然而，改革带来的政府未能有效推动生产，自然无法有效促进就业。”

印度的卡纳塔克项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印度农村发展部牵头设计并完成了该国600个地区土地登记和土地记录的电子化。和格鲁吉亚的制度改革项目一样，卡纳塔克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它把产权登记的办理时间从30天缩短到了30分钟），但是，当地潜在的土地所有权冲突并未因此缓解，也没有出现任何进步的迹象。此外，土地记录电子化的本意是提高土地流转的便利性，促进经济活动，然而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用意良好的制度改革项目与威尼斯案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种洞察力，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无论一项制度改革的用意如何良好，如果它不能同创新结合起来，如果与之结合的创新不能开辟或者维系市场，为尽可能多的本地人服务，那么，这一改革将难以为继。这就像把马车套在马的前面，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的结果必然是——寸步难行。

更高效的替代方案在哪里？

在关于制度和创新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三个要点。第一点，创新，尤其是开辟新市场的创新，通常会带来良好制度的发展和延续；第二点，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必须时刻注意本地现实，这是因为，如果制度不能解决本地问题，它们几乎一定会被这项制度为之服务的对象视为无用而遭到废弃；第三点，创新是制度的黏合剂，它能让各项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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