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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财产
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第一期为乱世,第二期为升平世,第三期为太平世。这无疑是想把世运逆挽而上,自乱世进入升平,再进入太平的。然则所谓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们试看,凡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尽理想,而必有其历史的背景。
《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大约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罢?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所谓升平,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再进而达于大同,就是所谓太平了,这是无可疑的。然则所谓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时代呢?
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且亦无从劳动起,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物(见《王制篇》。胜字读平声,作堪字解,即担当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训。能胜物,即能担当得起事情的意思,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当这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没有个人观念。我且无有,尚何有于我之物?
所以这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种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器具之类),其实并不是私有,不过不属于这个人,则无用,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以财产之承袭论,亦是如此(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多传于男子,女子的遗物,多传于女子,即由于此)。当这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间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家族时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很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无疑的,是在这一个时代以前。今试根据古书,想像其时的情形如下:
这时代,无疑是个农业时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该是不分疆界的,其后则依家族之数,而将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说“男有分,女有归”),此即所谓井田制度。
井田的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以为八家的庐舍,一家得二亩半。还有八十亩,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归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归私家。此即所谓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亩田上的收获,都酌提若干成归公,则谓之彻法。
土田虽有分配,并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还受”和“换主易居”之法(受,谓达到种田的年龄,则受田于公家。还,谓老了,达到无庸种田的年龄,则把田还给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谓“再分配”。三年一换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种)。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营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见《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公羊》何《注》举成数,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亩半,合田间庐舍言之,则曰“五亩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是为“校室”。
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人家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有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走回来。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
以上所说的,是根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汉书·食货志》,撮叙其大略。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还可根据着他,想象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农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农田虽按户口分配,山泽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田猎的规则,见《礼记·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等官,还是管理此等地方,监督使用的人,必须遵守规则,而且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并不封禁)。
这时候,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营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内,因系公产,绝无所谓交易。交易只行于异部族之间。不过以剩余之品,互相交换,绝无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会简单到论量不论质(见《孟子·滕文公上篇》)。而《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言举行蜡祭之时,不许因之举行定期贸易)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年不顺成,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见其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浅。
倘在特别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什么必要的东西,那就老实不客气,可以向人家讨,不必要有什么东西交换。后来国际间的乞籴,即源于此。如其遇见天灾人祸,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自己无力回复,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自动替他填补的。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侯会于澶渊,以更宋所丧之财(更为继续之意,即现在的赓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帮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么事的。《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滕文公下篇》)。这件事,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齐桓公合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么?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才会有这传说。古代国际间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据此推想,可以说: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此即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于人的事,总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范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灾祸,决不会沦于穷困。他们生活的规范,是怎样呢?
《礼记·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在后来,虽然成为冢宰的职责,然其根源,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不幸而遇到凶年饥馑,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谋节省的。此即所谓凶荒札丧的变礼。在古代,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谓礼,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并不是什么虚文。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一团体之中,如有老弱残废的人,众人即无条件养活他。《礼记·王制》说: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又说:“喑、聋、跛、躄、断者(骨节断的人)、侏儒(体格不及标准。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旧说:看他会做什么工,就叫他做什么工。这解释怕是错的。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备。说对孤、独、鳏、寡供给食料,可见对此等残废的人,亦供给食料;说对此等残废的人,供给器用,可见对孤、独、鳏、寡亦供给器用。乃古人语法如此。《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养之”可证。
此等规则都实行了,确可使匹夫、匹妇,无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会内部无甚矛盾之世,我们亦可以相信其曾经实行过的。如此,又何怪后人视其时为黄金时代呢?视古代为黄金时代,不但中国,希腊人也有这样思想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根本是两件事。讲物质文明,后世确是进步了。以社会组织论,断不能不承认是退步的。
有许多遗迹,的确可使我们相信,在古代财产是公有的。
《书经·酒诰篇》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是周朝在殷朝的旧土,施行酒禁时严厉的诰诫。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当此酒禁严厉之时,何不在家独酌?何得还有群饮触犯禁令的人,致烦在上者之诰诫?然则其所好者,在于饮呢?还是在于群呢?不论什么事,根深柢固,就难于骤变了。汉时的赐酺,不也是许民群饮么?倘使人之所好,只在于饮而不在于群,赐酺还算得什么恩典?可见古人好群饮之习甚深。因其好群饮之习甚深,即可想见其在邃古时,曾有一个共食的习惯。家家做饭自己吃,已经是我们的耻辱了。
《孟子》又引晏子说:“师行而粮食。”粮同量,谓留其自吃的部分,其余尽数充公。这在晏子时,变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则亦因储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过借他的房屋储藏(更古则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随意取去。
以上所说,都是我们根据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时代的情形。虽然在古籍中,已经不是正式记载,而只是遗迹,然有迹则必有迹所自出之履,这是理无可疑的。然则到后来,此等制度,是如何破坏掉的呢?
旷观大势,人类全部历史,不外自塞而趋于通。人是非不断和自然争斗,不能生存的。所联合的人愈多,则其对自然争斗的力愈强。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不能与之并进。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
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农业社会,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
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职是故,被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据此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
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更。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农则井田之制仍存。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之类(见《礼记·坊记》。《大学》: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对策,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当初,疑有一种禁令)。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凡人之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所以开国之主,总是比较勤俭的。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的纨袴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二)则商业发达了,向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与人交易。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旧的组织破坏了,新的组织,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势的推迁。人就控制不住环境,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
当这时代,经济上的变迁,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渐感不足,而地代因之发生。在这情形之下,土地荒废了,觉得可惜,于是把向来田间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都加以垦辟,此即所谓“开阡陌”(开阡陌之开,即开垦之开。田间的陆地,总称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总称沟洫。开阡陌时,自然把沟洫也填没了。参看朱子《开阡陌辩》)。这样一来,分地的标记没有了,自然可随意侵占,有土之君,利于租税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导,此即孟子所谓“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滕文公上篇》)。一方面靠暴力侵占,一方面靠财力收买,兼并的现象,就陆续发生了。
(二)山泽之地,向来作为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逐渐入于私人之手(《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山川、园池,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为私奉养。此即前代山泽之地。把向来公有的山泽,一旦作为私有,在汉初,决不会,也决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可见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论,虽然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将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则同。《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诸大企业家,有从事于畜牧的,有从事于种树的,有从事于开矿的,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以赏赐、租、买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业进化了,器用较昔时为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尝扩张,量的方面,亦发生问题。旧系家家自制之物,至此求之于市者,亦必逐渐增加。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的人,其获利亦颇厚。
(四)商人,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交换的事情多了,居间的商人随之而增多,这是势所必至的。商业的性质,是最自利的。依据它的原理,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只要你肯卖)买进,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卖出。于是生产者,消费者同受剥削,而居间的商人独肥。
(五)盈天地之间者皆物,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所以分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劳力的可贵,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就不肯白送给你。于是东西和东西,东西和劳力,劳力和劳力,都可以交换。于是发生了工资,发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还颇能尽救济的责任,到后来,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话,说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篇》)。而《战国策》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着这一个转变。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的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别见《货币篇》)。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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