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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的大气象（第4页）

洛阳城坚壕深、军备充实，但在唐军的长期围困下，王世充在洛阳孤城中危在旦夕。为了解围，王世充向河北的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是河北、山东一带势力最强的一支起义军的领袖，他出身农民，于公元618年称帝，定国号夏。他的部下认为，唐朝在消灭了王世充以后，必将会进攻窦建德。因此，窦建德率领10万大军前来救援王世充。

这样，唐军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退守新安，寻机再战；另一种是进占虎牢关（河南荥阳西北），挡住窦建德前进的道路，然后趁机消灭他，如此一来，洛阳不攻自破。

李世民采用后一种主张，命屈突通等协助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骑3500余人急奔虎牢关，挡住窦建德的前进道路。

两军相持三个月。五月一日，李世民渡河，并假装粮草已尽，让士兵牧马于河北以迷惑窦建德，他本人则于当晚返回虎牢关。窦建德果然中计，第二天早晨全军出击，陈兵汜水，长达20里，鸣鼓大喊而进，要与唐军决战。

李世民胸有成竹，决定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到敌军疲乏后再出击。

果然，到了中午，窦建德的军队饥饿困乏，互争饮水，席地而坐，已无斗志。李世民看准战机，下令攻击，唐军铁骑直冲向窦建德军队的阵地。窦建德仓促应战，不久其阵势大乱，全线崩溃。唐军追杀30多里，俘获敌军5万多人，窦建德本人中枪，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时被俘。

虎牢之战后，王世充惊惶不已，准备突围南走襄阳，但是部下一致反对，王世充不得不自缚投降。河南、河北尽归唐朝所有。

同时，割据江淮一带的杜伏威归顺了唐朝。大将李靖平定了长江中游的萧铣。后来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杜伏威的旧部辅公祐分别再次起兵作乱，都被李世民迅速扑灭。公元624年，江南也被唐朝平定。至此，唐朝完全统一了中国。

初立租庸调

租庸调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对象而制定的，公元619年二月，唐朝初定租、庸、调法，实行“有田则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役办法，故简称租庸调制。该制是直接从隋代的租调力役制度沿袭而来，并做了改进，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丁民有减课办法，百姓的租调负担比前代稍有减轻，有一定的变通性，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唐初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玄武门之变

公元621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大胜而归。高祖李渊认为前代官职皆不足以称之，因此特设天策上将一职，位在王公之上。十月，李世民以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李世民的声望、地位和权势日增，令太子李建成受到威胁。于是在王珪和魏徵的建议下，李建成向高祖请求领兵征战。高祖以李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之帅，于公元623年率军讨伐刘黑闼、徐圆朗。这是李建成在统一大业中立下的唯一重大战功。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由于统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激化，形成明争暗斗之势。

在朝廷中，最受高祖宠幸的裴寂支持李建成，支持李世民的大臣有萧瑀、陈叔达等。在后宫中，秦王李世民曾得罪过高祖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于是这些人便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李建成的好话，说李世民的坏话。如此一来，朝廷和宫中都有人支持李建成，形势对李建成颇为有利。他们之间的斗争终于因为突厥的进攻而演变成流血事件。

公元626年夏，突厥南下犯边。太子李建成为进一步拉拢李元吉，于是向高祖建议，让齐王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被高祖采纳。这样，李元吉当上了主帅。出发前，李元吉请求高祖调秦王府中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宏、秦叔宝同他一起出征，并从秦王府挑选精锐士兵以补充李元吉的军队，此举目的在于为杀害秦王作准备。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为李元吉宴别时，安排伏兵，先杀李世民，然后再杀尉迟敬德。李建成对李元吉许诺，即位后立即封他为太弟。有人将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密谋报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忙与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对策，决定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六月三日，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秘密奏报，说太白星再次出现在秦地，“秦王当有天下”。于是唐高祖询问李世民，李世民趁机向唐高祖告状，指控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设计谋害自己。高祖听后极为惊讶，决定第二天早朝时进行查问。

六月四日天还没亮，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人率领精兵提前埋伏在宫城北面的玄武门，这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上朝时的必经之地。六月四日清晨，唐高祖上朝，裴寂、萧瑀、陈叔达、宇文化及等均已入朝，只等李建成兄弟三人到来。此时，李建成、李元吉已进入玄武门，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情况有些异常，于是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回府。不料此时李世民突然出现，并且在后面呼喊二人，李元吉回身张弓搭箭，射杀李世民，但是连发三箭，都没能射中。李世民的目标是李建成，他一箭就将李建成射死。就在此时，尉迟敬德带着70多名骑兵赶到，朝李建成、李元吉射箭，李元吉坠马后逃入树林中，李世民策马追赶，结果衣服被树枝挂住，也坠马落地。李元吉力气很大，这时跑过来夺取了弓箭要射杀李世民，恰巧尉迟敬德驱马赶到，李元吉慌忙放弃李世民向成德殿逃跑，结果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说出事了，于是派兵猛攻玄武门。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赶到，东宫与齐王府的将士见主人已死，立即溃散而逃。

唐高祖对玄武门之事已有所耳闻，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宫担任宿卫。唐高祖见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大吃一惊，便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起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唐高祖这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于是派人将敕令向众将士宣读，交战双方才放下兵器。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结束。

六月七日，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诏书说：“自今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实际上，唐高祖已把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了李世民。两个月后，唐高祖下达诏书，让位给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于是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贞观之治

李世民登基后，推行“偃武修文”、使百姓安乐的方针，采取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健全法制等政策，努力做到虚怀纳谏、知人善任、以古为镜，取得显著效果，社会上出现兴旺景象。

唐太宗借鉴了隋灭亡的历史教训，制定了基本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政治措施。唐初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家财政也严重拮据。因此唐太宗首先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尽量避免和减少战争，以减少军费支出，此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安居垅亩，发展了农业生产。

亲疏并举、德才兼备的人才政策是唐太宗政治统治的重要保证和基础。当时房玄龄、杜如晦被任用为丞相，二人各自发挥所长，被人称为“房谋杜断”。为了集思广益、纠偏补过，唐太宗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监察和谏官制度：谏官直接参与政事，五品以上的京官在中书内省轮流值夜，以便随时召见，询访外事，讨论政教得失。从而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敬贤纳谏的政治风气。魏徵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诤臣”，他性情耿直，敢于谏诤，据理力争，凡有所谏，多被唐太宗采纳。贞观年间的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魏徵参与和策划的。

科举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完善，并且最终定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各阶层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知识分子有了仕进的方便之门。在政治统治中，唐太宗李世民特别重视伦理教化，将其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推行礼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法律的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中国古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就是他授意房玄龄、长孙无忌修订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唐初政治空气开明而清明，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安定。人民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从而创建了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景况，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唐律疏议》颁行

公元651年，高宗令长孙无忌等撰《永徽律》，分律、令、格、式四种，共500条，分“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12篇。为了统一解释律文，公元652年高宗又令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做解释律文的疏议，共30卷，原名《疏议》，它照录《永徽律》原文，逐条进行注解。由此，《唐律疏议》成为宋、元、明、清各朝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及国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53年十月颁行全国。

三省六部

隋文帝即位后，大力革新朝政，废除了北周实行的“六官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内史省（唐朝称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内史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唐朝称为户部）、礼、兵、刑、工等六部。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管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管礼仪制度，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法律、刑狱，工部主管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三省分权的制度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唐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了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格，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隋唐科举制

科举制始创于隋朝。隋文帝在位时改革选官制度，废除九品中正制，令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隋炀帝即位后，创立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的产生。“科举”即分科取士之意。这一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以后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科举制的产生，打破了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一般地主子弟甚至贫寒子弟也可以由科举走上仕途。从此，选拔官吏之权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中央政府，从制度方面限制了世家大族把持政治大权，为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

科举制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6学。地方上设有州学、县学。学生称生徒，成绩优异者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一般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

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义，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却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此很受重视。当时人们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方能授官。吏部的这种考试称为“释褐试”。释褐即脱掉民服、改换官服的意思。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100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录取者优先授予官职或提升。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隋唐农业的发展

隋唐农作物的构成有较大变化，粟、麦、稻是当时的三大粮食作物。随着南方水稻生产的发展，中唐以后，水稻已发展成为第一作物，它的品种增多，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并广泛采取育身移植的栽培方法。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实行稻麦轮作复种制，使水稻产量大大增加。

农作物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唐代江南水田已普遍实行犁耕，并发明了“曲辕犁”“筒车”等新式农具。它们的使用促进了土地开发，增加了粮食产量。生产耕作的技术也相应提高并不断精细化，反映了我国农业自北向南不断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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