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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人类消失后猩猩就有希望了吗（第2页）

“我们把周围这个有生命的宇宙仅仅看成是供我们攫取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彼得说，“我们甚至把DNA这个生命本身的程序看成可以被我们开采的东西，让它符合我们的需要，而完全不考虑这会对其他物种造成什么影响。”

“环保运动主要关注让我们如何‘不那么坏’，攫取得少一些，破坏得少一些。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如果真有志向目标，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某种独特的贡献，某种‘给予’和‘布施’，而不是‘攫取’，那又将会怎样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是说我们正处在奎因所说的‘攫取者’行列的终结点。”奥托说，“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国家攫取得太多而给予得太少是一回事。但现在是整个人类都在全球范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攫取，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在说：如果不重新认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里，就不会有全新的发展路径，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能给予什么。”

“是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思考了：要把我们看成是宇宙的一部分。印第安古老的阿纳萨齐（Anasazi）文明，就像许多本土民族一样，都相信他们必须举行仪式和舞蹈来保持与宇宙的平衡。如果他们忽视了这项义务，不仅是他们，其他无数种生命都会遭受痛苦。也许目前所有这些，都是要重新发现我们今天的、现代世界中的舞蹈应是什么样子的，并发现我们作为舞蹈者，自己究竟是谁。”

“所以，看清我们集体U形下行段的历程，即重新发现我们的志向目标的历程，实际上就揭示了这个深层问题。”贝蒂·苏说，“我们是谁？人类从根本上是与自然分离的，还是不可分离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样才能看清它都需要我们什么，我们都需要它什么。而且这不仅是理念层面的发现。记得你在下加利福尼亚的悲伤吧，约瑟夫？”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就像你失去亲人时的悲伤。但那不是只失去一个亲人，那更像是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从不知道的家庭，而那个家庭正在经受痛苦。”

“因而，你从那种悲伤中发现了以实玛利的问题所暗示的志向目标。”贝蒂·苏继续说道。

“对。”约瑟夫回答道，“对我来说，这种志向必须与我们今天的受托责任相关，与生命的新可能性相联系，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新可能性是什么。”

“也许，这会从全球网络生成的集体智慧中出现。”奥托说，“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Perlas）所说的‘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就是‘提升对所有人类社会之间的深层内在互通性的感知能力’。”

“我认为只要我们开放身心，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真正的可能性。”贝蒂·苏说。

“而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时，我们会发现‘两个方向’的内在互通性。”彼得说，“约瑟夫，也许你感受到的海狮的痛苦既来自它失去了与我们的关系，也来自我们失去了与它的关系。”

“就好像家庭关系被切断了。”约瑟夫点头说道。

“我觉得这种更大的志向目标，一直都在我们的对话中蕴藏着。”贝蒂·苏说，“当我们体悟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时，未来之势场就起作用了。我们必须非常直接地感悟到这一点，就像约瑟夫在下加利福尼亚经历的。而在U形底部扩展的自我，自然会发现更大的志向目标。”

“在那里，我们会有一种经历，即自己既是整体，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奥托说，“这不正是波姆在伦敦和约瑟夫讲的话吗：‘人类的自然状态’，即‘分离又不孤立’。”

“但分离的假设观念如此根深蒂固，我真想不出怎样才能改变它。”彼得说，“我觉得许多人希望‘9·11’告诉我们一件事，即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能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但那次‘提醒’过后发生的事却说明，这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恐惧感，甚至产生与希望完全相反的作用：加强了自我防卫和距离感的意识。”

“恐惧感只能造成分离和割裂。”奥托说，“马图拉那说，‘仁爱是扩展智力的唯一情感’，那是因为仁爱能使我们相通。”

“也许我们需要看到诸如随机数发生器试验这类研究结果，发现我们所参与的场实际上有多微妙、多广泛的影响力。”约瑟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