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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二（第4页）

林云铭《韩文起》卷七说，“末叙崔君哦松对人之言，以明其超然于川舍之外，代占却许多地步。细玩结语竟佐疵后又加一语不得，真古今有数奇文”。

赠崔复州序

有地数百里，趋走之吏①，自长史、司马以下数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②及其朋友故旧。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丈夫③官至刺史亦荣矣。

虽然，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④，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县吏乎！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⑤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⑥。赋有常而民产无恒⑦，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⑧，吾见刺史之难为也。

崔君为复州，其连帅则于公⑨。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愈常辱于公之知，而旧游于崔君，庆复人之将蒙其休泽⑩也，于是乎言。

【注】

①趋走之吏：这里指在州境内奔赴执行命令的各级官员。②仁其三族：施恩于他的父族、母族、妻族。仁，用作动词，施恩。③丈夫：古时对成年男子的称呼，此处指大丈夫，对有作为有抱负男子的敬称。④不得其处所：即处境很坏，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⑤刺史之庭：刺史的官署衙门。⑥宣：发泄、表达，此处引申为申诉。⑦赋有常而民产无恒：官府的赋税有额定的数量，而老百姓赖以生活的收入却不固定。⑧民就穷而敛愈急：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困而官府的征收却更加紧迫。敛，征收。⑨于公：名（dí迪），宇允元。管辖襄、郢、复、邓、随、唐、均、房八州。⑩蒙其休泽：蒙受到他们的恩惠。蒙，敬词，承蒙得到。休泽，恩惠。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学士，一位姓崔的朋友将要担任复州刺史，于是韩愈写下这篇赠序，用以勉励友人用心治理，造福百姓。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环境的限制，位卑之人对于上者的规劝或不满都不能明说，只能通过这种讽喻的手法表达。此文的主旨，历代研究者都认为旨在规讽，这点是没有异议的。然而行文之妙在于委婉含蓄，言在此而意在彼，要细细品味，才能领悟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文章开头一段说的是刺史之“荣”，位尊权重到其人的喜忧关系着一州百姓的喜忧，他可以作福作威，州人的命运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紧接着批判位尊者的骄横无礼，使得地处偏远的老百姓人心惶惶，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以此来劝告自己的老朋友崔复州地位越是尊荣，那么所承担的责任就越是重大，要任用贤能，用心治理，辖地才会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

紧接着笔锋一转，“又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反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韩愈没有点破，但崔复州和读者定能心知肚明，这种引而不发的含蓄风格，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文中在发挥讽刺之意时，尤为巧妙。作者用了一句“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这话是说刺史心里高兴，他属下的百姓都心里欢喜；他假若有什么事不快活，郡下的百姓都感到害怕。用刺史的乐与不乐关系到全州百姓的喜和忧，来讽刺官僚的作威作福，“有的放矢”地揭发出官吏的权重禄厚和人民遭受重重压迫的痛苦。篇末用称美的词句作结，是一篇绝妙的讽刺文字。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六：“此与《送许郢州序》同意，而规讽于公处最含蓄。”

争臣①论

或问谏议大夫②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③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④，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⑤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⑥，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⑦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⑧。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⑨，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⑩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11}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12}，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13}，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14}、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15}；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16}，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17}。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馀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18}。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9}。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注】

①争臣：敢于批评当政者的错误，直言自己观点的谏诤之臣。争，通“诤”。②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等进行规劝。③鄙人：乡下人。④视其德如在野：用做平民时候的道德要求自己。⑤夫子凶：指妇人以柔顺为德，这对阳城不适合。⑥蹇蹇：困难很多。蹇，是判断做不做事的卦。⑦禄仕：为了俸禄而出仕。⑧抱关：指守关人。击柝：指打更巡夜人。⑨委吏：管粮仓的小吏。乘田：放养牲畜的小吏。⑩章章：明显的样子。{11}讪上：毁谤上位者。{12}猷（yóu尤）：谋划。{13}蓬蒿之下：犹言野草之中，指隐士所居的山野。{14}僭（jiàn建）赏：滥赏。{15}乂（yì意）：音“艺”，治理，安定。{16}矻（kū）矻：音“枯”，勤奋不懈的样子。{17}孔：孔子。墨：墨翟。突：烟囱。{18}讦（jié结）：揭发或攻击别人的短处。{19}以明其道：君子做官要时刻想到尽忠职守，要好好宣传儒家道义。

明唐德宗时的谏官阳城，人名，字亢宗。爱读书，但家贫穷没有书读，求得集贤院写书吏的差事，有机会看官家的书，昼夜不出，六年乃无所不通。他在唐德宗时考中进士，然后隐居中条山（今河北沧县北），后由于李泌的推荐，德宗召为谏大夫。阳城任官五年，只是天天饮酒而不言事，面对问题唯唯诺诺，对皇帝无所规劝。韩愈因此写了这篇《争臣论》加以评击，激励他“在其位谋其职”。

《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其中，评论的人是真人，事也是真事。文章围绕批评阳城作为谏议大夫，却没有尽其职去批评朝廷时弊而展开。一开头设置巨大疑问：“难道阳城不是一个有道之士吗？”而后层层剖析，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阳城初被推荐进京时，人人皆想望其风采。可是阳城却让大家失望了，于是韩愈奋笔而起，直言进谏。

文章开头就是一个设问。有人问：难道阳城不是“有道之士”吗？其理由是：阳城学问渊深，知识广博，但他不求人知。但用此为阳城在朝不能进谏辩护是不当的。韩愈批驳说，士人在不同的处境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做平民、隐士就与当官不同。做着高官、拿着高薪还冒充隐士，说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不仅可笑，甚至可恶。然后，作者又迂回一笔，猜测如果阳城只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做官的话，那也应该像孔子只做管具体事务和俸禄少的小官，并且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做好本职工作，而阳城连这个做官的底线也没有达到。

在第二个设问里，作者则是先抬高阳城。说他不是借暴露君王错误而抬高自己的人，他对君王有进谏，只是在朝内进行，对外不说罢了。阳城是皇帝亲自从平民提拔提到谏官的，他本应该勇于直谏，彰显朝内言论环境的开放，也表明皇帝没有看错人，而且突出了皇帝的从谏之美。但韩愈又驳斥说，那种在朝内与君王秘密磋商朝政得失是宰相的事，设立言官就是要他公开地批评。只有这样，民间的隐士才会效法阳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设问是责问。本来阳城不求闻达，是个独善其身的人，但皇帝非要把他安排在这个位子上，阳城本没有错，只是他守其不求闻达之道不变罢了。韩愈接着解释说，不求闻达是古代圣贤通则，但他们都悲悯天下不治，只要有了机会，圣贤们都会全力以赴投入解悬纾困中去，不顾个人和家庭得失。韩愈解释圣贤与众人的关系颇独特，他说众人是身体，圣贤是耳目。古代圣贤都表现出耳目功能，引领躯体前进。如果阳城不是贤人，那么他就应该像众人一样，充当躯体，接受贤人的役使引领；若是贤人就应该效法古代圣贤，充当耳目，敢为天下先，怎么能贪图闲暇安逸不作为呢？

最后一个设问比责问又更进了一层，带有点威胁性了。您把说人坏话当做正直，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取的，甚至会像国武子一样招来杀身之祸。韩愈反驳说我这样做正是履行君子的职责。君子在其位就应谋其政，不在其位就要通过作文宣传儒道，不是我对阳城特别苛刻。国武子被杀是他没有遇到善人，难道阳城不是善人吗？

总结韩愈在此文中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人是社会的危害，一是不称职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二是不能说实话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四是为了利禄而工作官员，不得予以升迁！前三种人要坚决驱除出官场，后一种人要彻底抑制其仕途上的发展。

当时韩愈年纪轻、地位低，而阳城年长且居高位。韩愈的这篇评论对于当时“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进行了辛辣深刻的批评，而且指名道姓，表现了其敢于仗义执言的无畏风格。

后人评论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十：“反复辨驳之文，是贵是腴者，理足固也；不腴，则是徒逞口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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