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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大地（第2页）

按刘巽浩先生所说的速度推算：

5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7亩，与眼下日本的人均数相等。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50年以后，农业大国的中国也要如日本一样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计。

这种前景难道还不可怕吗？

更可怕的是200年以后，我们将没有耕地，不耕不种，不稼不穑，密密麻麻的人口拥挤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或者等着救济，或者等着饿死。

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后果，倘若如此，中华民族不就要完蛋了吗？为此，我们就必须得改变耕地减少的状况，并切实控制人口增长。

改变自己又谈何容易？

或许，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土地在大数额超载的重负下的痛苦，我们是什么呢？是人，中国人，查查我们的出身，极大多数的祖上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进了都市从此就很少牵挂土地，或者干脆忘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走向土地呢？

当土地作为资源的时候，没有悉心的保护，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索取；当土地作为资产的时候，多少人像蝗虫一样涌来，对之瓜分豆剖。一个至今不详也许今后也不详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国的土地变成了黄金美钞，流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走向土地，走向北方干裂的土地，走向南方局促的土地，走向正在被挖掘、填塞混凝土、夯实后托起豪华别墅的土地，听默默无言的倾诉，原本不是土地生长的观念，原本不是土地孕育的欲望，正在土地上集结并且愈来愈多地取代了庄稼与林木，在这困惑的时代就连自有地球以来一直以稳重、平实、奉献著称的土地，竟然也困惑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要记住1986年。

中国土地锐减的警报，震动了中南海，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果断决策，成立与所有使用土地部门相脱离的政府职能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以遏制土地的恶性减少。

但是，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印发司机必备的国家各部委、各大机关的地址表上，找不到国家土地局。

大多数人对国土还是陌生的、漠然的。虽然我们活着死了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但，国土局毕竟是一种存在了，在茫无头绪的纷繁中，他们剥茧抽丝调查研究查处各种案子为土地立户口，实在是劳苦功高。他们也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土地正变得愈来愈抢手。它是暴发户的财源。

它是地方政府的财源。

你断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要断你的活路，信不信？

那么，土地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抢夺土地批租一支笔呢？与其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还不如说这是上苍恩赐的，当地球从酷热、荒凉、世纪大雨到后来有了绿色、河流，育有千百万种野生植物、动物，可以采集可以耕种之后，抢夺与保卫土地便成了生命和历史的一部分。

今天，当我们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算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几十年的帐，其实土地资产的流失在短短几年中，人们眼见着早已经触目惊心了。

于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矛盾和不协调：一方面是耕地绝对减少，粮食部门惶惶不安地接连发出警报；一方面是炒地炒得火热，非国家批准的、没有合法手续的耕地一块接一块地到了炒家手里。

我们究竟是地多还是地少？

问题又回来了，但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少，而且是绝对减少的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容忍土地如此大量的流失？开发热最热的时候，全国500多个城市（包括县级市）竟辟有几千个开发区，规划数字超过1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成区的总面积，其中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只占百分之十几。

一个从大陆出去的澳门同胞到某县买地，县官大喜，除了国家优惠政策外再加上他自己定的地方优惠，每亩地价100元，一共出让十多平方公里。这位同胞除了少量投资盖点房以外，绝大部分土地转手倒卖，成了财神爷。

笔者1993年4月参加北国之春艺术节，在北方某地车一路开过去，比比皆是围栏，主人谓之曰：开发区，被圈走了。凭什么圈走的？只要你有权有势或手里握着某人的条子，便可圈可点，招牌一树，围栏一设，就是大地主了，立即转手、就成大财主了。有的地块转了几十次手，还没有一分钱落到国家手里，玩空手道的人早已经满载而归了！

1993年6月8日《海南法制报》消息：海南国有土地在大量流失：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预征地80多万亩，按规定办理手续的仅占20%左右。有的公司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同意，就直接到农村购地；有的公司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向政府隐瞒成交地价，逃避政府收取各种增值费用；有的公司假联营，真转让，打着合作开发的幌子，逃避政府收取转让费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严重的是，市郊乡镇居民掀起的私分、私占、私卖国有土地的狂潮，已经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据海口市国土局统计，从1959年到1992年4年间，丁村等24个村庄参加土地私分、私占、私卖的农户竞达3884户，约占自然户数的84%……海口市西城乡自1988年以来，农民私卖国土达36亩，价格高达每平方米1800元，个别农民仅此一项就获几十万元的暴利。

新华社武汉2月15日电，湖北耕地减幅又增：

据《湖北经济报》报道：去年，湖北省净减少耕地约40万亩，较1991年净减少数增加13万亩，增长率为50%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市）的耕地面积。

资料表明，去年净减少的40万亩耕地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项建设用地约16万亩，比1991年增长5.5万亩，增长率也为50%。

1993年8月31日《华商时报》文章：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不应形成“体外循环”：

去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多亿元，但进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的才10亿多元，仅占出让收入总额的2%，98%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没有进入财政“盘子”，形成“体外循环”……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和支出脱离了财政监督，有一部分甚至流失到开发公司和个人手中。

1992年，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的地乱之年。

“地安则民安”。农民应该是对土地顶礼膜拜的，生于斯，长于斯，没有一方水土哪有一方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机构圈地，另一方面是农民收入又只能以白条子充数，再加上层层摊派，块块盘剥，有的农民愤而弃耕了，或者只种自己吃的粮食。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从本源上去寻找时，无不可归之于社会文化及人们心态之间的联系、互动以及由此发生的震颤。有一些现象是时断时续的，并且因为价值取向在一段时间内的不同，表现的方式或有不同，追逐私利的目标却始终如一。1978年的开后门，随后的出国热，紧接着的经济热、办公司捞钱、圈地等等，概莫能外。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政治上的假大空和今天屡打不绝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改革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激起过一种强烈的期待，即马上富起来，先富、快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志，我们似乎忽视了改革要求人们作出的牺牲或奉献。面对一种旧体制的行将瓦解，有人在惊恐之余唯恐权力过期作废而胆大妄为，世纪末心态，使腐败达至高峰，权力或变相的权力进入了市场。

1992年，在土地间题上大量、集中出现的政府违法行为，便是最好的注脚。

1992年，国家下达给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项建设用地指标为143.93万亩，其中耕地占81.6万亩，实际上仅1992年三项建设用地便达到236.06万亩，耕地占129.11万亩；分别超过计划64.01%及48.8%。

国家土地局的官员告诉笔者，这个比例跟真实的数据比起来，还是小得多的，因为有些用地根本不报批，也就是说连形式也不走了，无从统计。

不过从若干个省份的统计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惊人的超计划用地，或者说土地的赤字消耗。

广东省1992年三项建设用地总量及占用耕地数，分别超计划168%和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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