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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公案剧产生的（第2页）

曹伯明错勘赃

包待制判断盆儿鬼

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等等皆是。惜存于今者并不多耳。（仅存《杀狗劝夫》及《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最有趣的是，公案剧不仅是新闻剧，而且为了不忿于正义的被埋没，沈冤的久不得伸，一部分人却也竟借之作为工具，以哗动世人的耳目，而要达到其“雪枉理冤”的目的。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上，照旷阁本）曾载有祖杰的一则，其文云：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有富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籍之，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省，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北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雁荡主首真藏叟者不平，又越境擒二僧杀之。遂发其事于官，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素与杰有隙，详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则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遗印钞二十锭，令寝其事，而印遂以赂首，于是官始疑焉。忽平江录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据俞如思一家七人，经本司陈告事。官司益疑，以为其人未尝死矣。然平江与永嘉无相干，而录事司无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会问于平江，则元无此牒。此杰所为，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检司追捕一行人。巡检乃色目人也，夜梦数十人皆带血诉泣，及晓而移文已至，为之惊然。即欲出门，而杰之党已至，把盏而赂之。甫开樽，而瓶忽有声如裂帛，巡检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无一人。邻里恐累，而皆逃去，独有一犬在焉。诸卒拟烹之，而犬无惊惧之状，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数束，试探之，则三子在焉，皆恶党也。擒问，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设计招杰，凡两月余，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对。盖其中有僧普通及陈轿番者，未出官。普已赍重货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狱。凡数月，印僧日夕号诉不已，方自县中取上州狱。是日，解囚上州之际，陈轿番出觇，于是成擒，问之即承。及引出对，则尚悍拒。及呼陈证之，杰面色如土。陈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于是始伏。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公案剧之所以产生，不仅仅为给故事的娱悦于听众而已，不仅仅是报告一段惊人的新闻给听众而已，其中实孕蓄着很深刻的当代的社会的不平与黑暗的现状的暴露。

平民们去观听公案剧，不仅仅是去求得故事的怡悦，实在也是去求快意，去舞台上求法律的公平与清白的！当这最黑暗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他们是聊且快意的过屠门而大嚼。

三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

所以元代公案剧多量的产生，实自有其严重的社会的意义在着的。我们不要忘记了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时代。他们把居住于中国的人民分别为左列的四个等级：

一）蒙古人，那是天之骄子，贵族，最高的统治者；

二）色目人，包括回回人及其他西方诸民族的人民在内；他们为了被征服较早；所以蒙古人也利用之，作为统治中国的爪牙；

三）汉人，包括北方的人民，连金人也在内；

四）南人，即江南的人民，最后臣服于他们的。

南人是最倒霉的一个阶级，是听任蒙古人、色目人的践踏、蹂躏而不敢开口喊冤的一个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

而蒙古人、色目人，又是怎样的不懂得被征服者们的风俗、习惯，不明了他们的文化，甚至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不明白中国的语言文字的。

叫那大批的虎狼般的言语不通的官僚们，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各地的民众，怎样的不会构成一个最黑暗、最恐怖的无法律、无天理的时代呢？

即有比较贤明些的官吏们，想维持法律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能不依靠着为其爪牙的翻译或胥吏的。那一大批的翻译和胥吏，其作恶的程度，其欺凌压迫平民们的手段，是常要较官僚们厉害数倍，增加数倍的。

这样的情形，即以翻译吏支配着法庭的重要的地位的情形，是我们以今日之租借地的法庭的情形一对证便可明白其可怖的程度的。

下面的一段故事，已不记得那一部笔记里读到了，但印象却深刻到至今不曾暗淡了下来！

在元代，僧侣们的势力是很大的。有一部分不肖的奸僧们便常常的欺压良民。某寺的住持某某，庙产不少，收入颇丰，便以放债为业。到期不还的，往往被其凌迫不堪。有一天，许多债户到他那里请求宽限。但他坚执不允，必求到官理诉。众人便不得已的和他同上官衙。其中有几个黠者，却去求计于相识的翻译。翻译吏想了一会之后，便告诉他们以一个妙策：每个债户都手执香枝，一个空场上预先搭好了一个火葬堆。众人拥了那位住持到衙门里去。问官是不懂汉话的，全恃翻译吏为之转译。那位住持向他诉说众债户赖债不还的情形，并求追理。那个翻译吏却把他的话全都搁了下去，另外自己编造了一段神谈，说：那位住持是自知涅槃之期，特来请求允许他归天的，所以众人都执香跟随了他来。问官听了这，立刻很敬重的允许其所求。于是，不由那位住持的分说，争辩，众人直拥他向火葬场走去，还导之以鼓乐，生生的把这位债主烧死了。而那位问官，还被蒙在鼓里，以为他管下真的出了一位圣僧！

这故事未免太残忍，但可见翻译吏所能做的是怎样的倒黑为白的手段！

在这种黑无天日的法庭里，是没有什么法律和公理可讲的。势力和金钱，便是法律的自身。

所以，一般的平民们便不自禁的会产生出几种异样的心理出来，编造出几个型式的公案故事：

第一型是清官断案，不畏势要权豪；小民受枉，终得于直。这是向往于公平的法律，清白的法官的心理的表现。正像唐末之产生侠士剑客的故事，清初遗民之向慕梁山水浒的诸位英雄们的事迹的情形一般无二。这是聊且快意的一种举动。

第二型是有明白守正的吏目，肯不辞艰苦，将含冤负屈的平民，救了出来。这也许在当时曾经有过这一类的事实。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他们便夸大张皇其事而加以烘染、描写。这也正是以反证出那一班官僚们是怎样的“葫芦提”，而平民们所向往的竟是那样的一种精明强干的小吏目们！

基于这两点，元代的公案剧，其内容、其情调，便和宋代话本里的公案故事有些不同，也便和明以来的许多“公案集”像《廉明公案》、《海刚峰公案》、《包公案》等等，有所不同。

四　与宋代“公案传奇”的不同

宋代的“公案传奇”，只不过是一种新闻，只不过是说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的。至多，也只是说来作为一种教训的工具的。在其间，我们只见到情节的变幻，结构的离奇，犯罪者的狡猾，公差们的精细。除了《错斩崔宁》的少数故事之外，很少是含冤负屈，沈怨不伸的。

象《简帖和尚》，这和尚是那末奸狡，然而终于伏了法。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尤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道士孙神通冒充二郎神，好污了内宫韩夫人。后来，因了一只皮靴，生出许多波折，终于被破获伏法而死。“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

说书者们是持着那样的教训的态度。

便是包公的故事，像《合同文字记》，也并不怎样的“神奇”，也不是什么专和“权豪势要”之家作对的情节，只是平平淡淡的审问一桩家产纠纷的案件。“包相公问刘添祥：这刘安德是你侄儿不是。老刘言不是。刘婆亦言不是。既是亲侄儿，缘何多年不知有无。包相公取两纸合同一看，大怒，将老刘收监问罪。”

这些，都是常见的案件，都是社会上所有的真实的新闻，都是保存于判牍、公文里的故事，而被说话人取来加以烘染而成为小说的。除了说新闻，或给听众以故事的怡悦之外，很少有别的目的，很少有别的动机。说话人之讲说这些故事，正和他们之讲说“烟粉灵怪”、“朴刀赶棒”一类的故事一样，只是瞎聊天，只是为故事而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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