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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3页）

那么，曾氏兄弟为什么背情逆理，先斩后奏呢？论者咸谓曾氏兄弟深有隐私，害怕李秀成至京后的供词与曾氏兄弟连日奏章所言不符，立获欺君之罪。这应是不刊之论。例如，他们报捷说，破金陵之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亦不过三万来人；又如奏报幼天王已死，而李秀成实护幼主逃出城外；又如奏报李秀成焚毁天王府等，而实是萧孚泗纵火；至于天京“金库”，李秀成自然更知底细……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件被李秀成在京坐实，本来处于一触即发的矛盾中的曾国藩，完全可能由中兴功臣一变而为阶下囚。言念及此，怎叫曾国藩不绕室惶惶不可终日？故兄弟熟商，力主速杀。这“熟商”二字，足见曾氏兄弟谋划甚深，然而人们却也从这二字中窥到了曾氏兄弟内心世界的某些消息。

更有甚者，朝廷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令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的谕旨，曾国藩是七月初六收到的，而他却在当天将李秀成杀害了。七月二十日他才慢吞吞地复奏道：“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行文，挨站查办。”曾国藩就是用这种驿站误递的技术性原因，偷偷地将他于七月初六日与谕旨对着干的行径掩饰了过去。皇帝谕旨，军机要件，谁不小心翼翼，竟敢误递？这显然是欺世之辞。清朝廷接到这样的复奏，其实早已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虽也于七月二十七日称“着兵部挨站严查，系何处驿站错误，即行参办”的指令，却并不见有任何人因此获罪，不了了之；而对曾国藩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只好追允了。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确是七月初十才接到解京的谕旨，那么，他早在六月二十三日便有“应否槛送京师”的请示，为何不等批复便一意孤行呢？口称“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曾国藩，为了一己私利，对清朝廷的忠诚大大地打了折扣，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

九、雅量——言足以兴，默足以容

【原文】

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跷跷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必然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因此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含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虽然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度量自然就渊深。

【详解】

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见到家里着火了，最心平气和的人也会急红了眼；见到别人当面侮辱自己，有几个人能做到充耳不闻？但是，那些真正有雅量的人，却往往能出人意料，忍人之所不能忍，因此也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所以，有雅量，这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来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曾国藩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此事，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屈与悲苦之情：“弟性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初三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味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峨，马道靡托已也”。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参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七言联清左宗棠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也和曾国藩的不断报功保举是分不开的。所以，左宗棠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十、知耻——人所以稍顾体面，冀人之敬重也

【原文】

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摒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个人所以稍稍顾及自己的脸面，是希望有人敬重他；如果一个人的狂傲懒惰卑鄙之情，已经暴露出来，他便会彻底无耻，不顾一切，宁愿与正人君子为仇，而从此以后此人便不可救药了。

【详解】

古人云：知耻近勇。可见知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重要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为何物，那么，他除了成为社会的公害，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呢？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度过，阅人极多，对那些不知羞耻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而从他所说的话来看，那些人起初还稍顾体面，是希望得到人们的敬重的，而当狐狸尾巴一旦露出，便会如泼妇一般，不顾羞耻脸面，专门与正人君子为仇，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这类人的体会至深。所以曾国藩告诫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知耻是必备的素质。当你身处逆境，面临人所不堪忍受的窘境时，如果你仍有羞耻之心，不自暴自弃，那你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战国时，苏秦学游说之术，想以此出人头地，却四处碰壁，受家人讥笑，但他并未因此而泄气，而是更加努力学习，以期雪耻。

苏秦曾经和张仪同学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后便想凭自己的学问和口才，出去弄个一官半职。谁知处处碰壁，没有人理睬他的那一套。游说失败，狼狈归来，父、母、妻、嫂没有一个理他。苏秦深受刺激，这才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差得远。

但是，苏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抱负，他开始了更加勤奋刻苦的学习。他找来姜太公的《六韬》、《阴符》等兵书，足不出户，昼夜攻读。有时候念累了，眼皮粘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就用一个锥子刺戳自己的大腿。锥子入肉，血流如注，切肤之痛使他迅速驱走了睡意，于是他又重振精神，继续攻读。相传苏秦有时读书太累了，就要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当脑袋要扑到案头上时，绳子就揪住了头发，牵痛头皮，人便又醒了。苏秦就这样头悬梁、锥刺股，刻苦用功，读熟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并且研究了各国诸侯的心理状态。

经过这一番准备，苏秦于公元前334年开始游说六国，终于得到六国君王的重用，佩挂六国相印。

孟子认为，羞耻之心是人的本性，既然如此，它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曾国藩强调知耻，大概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但是，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当今社会，能知耻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却是越来越多，所以，人们对曾国藩关于知耻的这一论述还是要多多体悟为好。

十一、知悔——动心忍性，知悔无咎

【原文】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知道自己的过失，便立即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许多纠葛，避免了许多遮掩装饰的丑态。

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想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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