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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游侠（第2页）

4.大盂鼎：盂，乃召夹死司戎。（同上，02837号）

5.清华竹简《祭公》：克夹卲成、康。

上引五段出土文字资料中的“夹召”“召夹”“夹卲”，是并列式合成词，都是“辅助”的意思，主要指辅助君主，和现代汉语中的“介绍”是同源词。古代“介”和“夹”音近，“介”也有“辅助”的意思，日本武士常取名为“之介”，就是表示自己乃主君的“辅助”“保护”。在现代汉语中，“介绍”的意思已经变为使原本陌生的双方发生联系的“中介”，其实“中介”就是买卖的“辅助”，和“夹召”的意思是相关的。“介绍”，日语一般写作“绍介”，就和金文里“夹召”可写作“召夹”一样。鲁迅的文章一般用“绍介”，当是受日语的影响。总之，从“夹”声的字，也有不少和“夹辅”“旁侧”有关（夹辅，就是在旁侧护卫）：

1.荚，《说文》：“豆实也。”即豆科植物的果实，由从中间裂开的果皮包裹若干粒种子构成。

2.，《说文》：“目旁毛也。”

3.颊，《说文》：“面旁也。”

4.挟，《说文》：“俾持也。”“俾”就是旁边，“俾持”就是从旁边夹持。

5.陕，《说文》：“隘也。”即两边夹持的狭窄地域。

由此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侠”，其实就是指在旁边护卫、帮助的人。《韩非子》中的“游侠”，就是贵族豢养的护卫自己的人，战国四大公子养的门客，莫不如此。刘邦的大哥张耳，早年在信陵君身边做门客，就是不折不扣的游侠。刘邦本人不事生产，从小向往游侠生活，因为当了游侠不但可以不下田劳动，还有人豢养，吃香喝辣，虽然要随时在旁边护卫主人，但有什么关系，比种田舒服多了。总之，“侠”的本义，就是“在旁帮助”，至于“同是非为侠”云云，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笼统训释。侠既有荫庇别人之义，也有辅助主人之义，视情况而定。

以上是对于“侠”的词义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侠”的界定大都是错的。据我所知，王夫之关于“侠”的看法，在学界比较有代表性，他在《读通鉴论》中说：“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认为“侠”是平民中富有而喜欢救济穷人的人，是不计名利、见义勇为的活雷锋，而且认为侠最兴盛的时期是秦统一以后，这一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钱穆在《释侠》中说：“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不当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没不见’。……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谓之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之闾巷之侠、布衣之侠，知凡侠皆由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义，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论训》。其言曰：‘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

钱穆指出，司马迁明确把战国四公子称为侠。众所周知，战国四公子，是喜欢养门客的。他认为养客的才可以称为“侠”，被养的则不能称为“侠”。我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那些门客，如果不称为侠，又称为什么呢？《游侠列传》里的重头人物郭解，他本身庇护过别人，但也被别人庇护过。其实不独他，甚至战国四公子，他们任侠的目的也不是学雷锋，而是养来用的。这些门客，都得帮助主人做事，为主人卖命。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庇护”，只不过是向上的“庇护”罢了。《史记》里说刘邦差点被赵王张敖的门客贯高等人谋杀。刘邦问贯高是什么人，中大夫泄公说，是赵国有名的遵守诺言的义士。而重然诺的品质正是游侠所必须具备的。《史记》里还讲到项伯早年杀人，是张良庇护了他。后来他听说张良在刘邦军中，而项羽打算对刘邦动手，马上骑快马赶到刘邦军营，想把张良救走。这是游侠的典型做派。自来谈历史的人，喜欢说项伯无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项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高风亮节的表现，刘邦也很敬重他，不是假情假意。当然，政治是不能这么玩的，一玩就要出局。项羽之所以没打过刘邦，有个原因就是他喜欢用旧交，以示知恩图报；刘邦开始可能也这样，后来果断抛弃这个原则，用了无耻的陈平和轻薄的韩信，所以他赢了。

当今学者在“侠”的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张未民说“侠”是出自春秋前的“武者使官”（见张未民《侠与中国文化的民间精神》，《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引《说文》“侠，俜也”“俜，使也”等说为证，其实对《说文》的这两个训释根本没有弄懂，反而比前人退步了。章培恒说，“侠”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游侠”就是交友圈中发号施令的人。［见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这些见识还比不上王夫之和钱穆，因为至少后两者看出来了，“侠”的特点就是“庇护”“帮助”，只是王夫之认为游侠皆为平民，钱穆认为游侠皆为王侯，都不够全面，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侠”的本义。其实“侠，俜也”（《说文》）的“俜”、“游侠”的“游”、“任侠”的“任”，据我的研究，本义都应该是“辅助”，和“侠”相同，但这个问题比较专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侠客这个群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司马迁说以前的布衣之侠，他不了解，所以从战国四君子讲起。其实以前到底有没有侠，还很值得探究。我个人认为，早先并没有侠这种东西。班固说得好：“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在战国以前，社会结构简单，人口也少，各阶层比较固定，大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但是进入战国时代就不同了，礼崩乐坏，那些本来有世袭爵位的小贵族，都失去了土地，变成了游民，大概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浪人。他们要找金主养活，于是新型贵族比如战国四君子就承担了这个任务。到了秦国统一，六国贵族被消灭，门客们重新失业，又变成了浪人，他们要吃饭，就得找新金主。有些有名的，被通缉，就隐姓埋名，躲起来，寻找机会。陈胜一起，他们就像经历过一场冬眠一样，纷纷苏醒。张耳、刘邦都是这类人。等到汉朝一统，那些人又去投靠新贵族，投靠不了的，暂时就由有钱人养着，甚至有些人还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知道，古代朝廷都是只收税的，在社会秩序方面，主要盯住反贼，对于偷盗抢劫，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游侠就趁虚而入，包揽这个业务。他的业务要跟政府竞争，当然品质要好一些，而且他们毕竟都是给贵族当过差的，确实有些职业守则，比如不怕死、不怕苦、重然诺等。道理很简单，做不到这些，贵族就不养你了嘛。所以，这些品质也会被他们带到民间来，老百姓当然拥护。因为有荣誉感，他们免不了义务做一些好事，收买人心。

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史记·游侠列传》里郭解的故事。

郭解的外婆是个看相的，可见他的出身不高。他爸爸就喜欢做侠客，在汉文帝的时候，被政府逮住处决。他有侠客的基因，从小就是个混混，内心残忍，容易发怒，一不高兴就要杀人，经常给人当刺客。换现在他估计早被枪毙了，但古代没有什么人脸识别，逃脱较容易。长大后他突然改了脾气，开始以德报怨，乐衷施舍，还不求报答。也就是说，他逐渐从被人庇护的，变成了庇护人的，混成了黑社会老大。只是阴险残忍藏在心中，有时会突然因为一点小恩怨勃然大怒，和年少时没有什么两样。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仰慕他的游侠少年也越来越多，经常偷偷为他报仇，不让他知道。

郭解讲究盗亦有道。有一次，他的外甥仗势强灌一个人酒，那人气不过，拔出刀来把这个郭家外甥结果了，清醒后知道不妙，赶紧逃跑。这很像香港警匪片里的桥段，一般来说，黑老大都是不会放过对方的。郭解姐姐大怒，说：“以我弟弟的侠义声名，有人杀了我的儿子，竟然就这样跑了，人都找不到。”把尸体扔在路上，不肯下葬，想让郭解感到羞耻。郭解派手下明察暗访，找到了那个人，问清楚缘由，竟然说：“你没有错，我那外甥，该杀。”这就不是一般黑老大了，他讲暴力，但也讲道理。单纯靠暴力，“事业”是做不大的。所以，消息传出去，大家都非常佩服，觉得郭解公正，不偏袒自家人，更加依附他了。这样的人物，我们读者也会很喜欢。

由于在乡里的威望，每次郭解出入，大家都纷纷躲避。但有一次，有个人不但不躲，反而坐在地上，无所畏惧地看着他。这个人要么是个抑郁症患者，想找死；要么就是比较自负，想向郭解挑衅，取而代之。郭解的小兄弟暴力惯了，马上想上前干掉这人，但郭解制止了，反而自责：“我住在这个小区，别人对我不礼貌，肯定是我的德行不够。”这说明什么，他这时候简直有仁君的风范了。他还专门私下嘱咐“县人武部”的“科长”：“以后征发徭役的时候，不要征发那个人。”那人听说了这事，光着膀子来向郭解赔罪。这说明郭解也知道，除非你有无孔不入的暴力手段，否则适当的宽容，有助于收买人心。古书上大臣老劝皇帝：“不要承认错误，否则老百姓会看轻你。”我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做错了就承认的皇帝，人们会更敬佩；死不认错的皇帝，别人不敢说，但心里肯定笑话他。何况郭解只是个黑老大，他并没有政权那样的暴力，能驱使太多人为他卖命，只有靠德行。这种德行，就是侠义，就是庇护、帮助别人。

洛阳有两家人互相寻仇，打得不可开交，当地黑老大调解，没用。有人求郭解帮忙，郭解趁着黑夜去洛阳，两家人也真给郭解面子，答应握手言欢。但郭解对他们说：“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意思是，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我的劝告，但我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本城贤士豪杰的调解权呢？于是他连夜离去，不让人知道，并让矛盾双方先假装没有和解，等洛阳豪杰前来调解后，再宣告矛盾解决。

这说明郭解知道分寸。在江湖上你懂得分寸，别人才会敬重你，帮你揄扬。你又不是皇帝，手伸到洛阳去，也收不了洛阳的税，不如留个好名声，而好名声就是资源，关键时候能救命。这里把洛阳黑老大称为“贤大夫”，也很有意思，说明盗贼也知道，用暴力能打下一片街道，但不能治理它。黑老大们一旦生计不忧，就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把自己洗白，合法化，贵族化。

郭解虽然残忍，但知道不能跟官府作对，所以从来不敢坐车进入“县政府”，不像港剧里的黑社会那么嚣张。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你再嚣张，法官没有你犯罪的确凿证据，也拿你无可奈何；古代的官府可不管这么多，要办你，那是真的很野蛮。既然郭解这么恭顺，官府也不难为他，因为有些事官府办不了，还得靠黑社会，比如治安很差，考核时是要扣分的，但官府和黑社会搞好关系，就可以让他们代为管理，还不用花钱。

但他的命运终结在一个奇葩政策上。汉朝每隔若干年，就要天下郡国迁徙一批有钱或者有影响的人到京城附近的陵邑（专门为给皇帝守陵建造的城镇）居住，主要是为了便于控制，当然也有收揽人才的意思在内。元朔二年（前128），武帝又为自己的陵邑下诏搞迁徙，凡家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在名单内。郭解作为杰出人才，就被征发了。他不想去，毕竟换了地方，没有在自家街道上快乐。连大将军卫青都为他说情，说郭解其实很穷，家产不到三百万。而汉武帝是个精明皇帝，说：“一个平民能让朝廷大将军为他说情，怎么能算穷？必须迁。”

郭解的侄子不服气，杀了当地一名姓杨的县掾，因为正是此人把郭解列入迁徒名单的。杨、郭两家由此结下仇恨。郭解在茂陵定居后，名声又开始流传，整个关中的贤士豪强不管了解不了解，听到有这么个人物，都纷纷跑来结交，但他的祸患也开始出现了。不久，杨姓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杀了。杨家人知道是郭解手下所为，当地政府不敢管，气不过，干脆去长安告状。武帝很生气，下诏追捕。

郭解早早得到消息，撒腿就逃，把家小安置到夏阳县朋友家，自己跑到临晋县。临晋有个籍少公，也喜欢行侠仗义，虽然以前不认识郭解，但郭解猝然去拜访他，请他帮忙把自己弄出函谷关，他也乐于出手相助。郭解出关后，逃往太原，一路都投奔类似籍少公的人，借宿吃饭，请求帮忙，吏卒也一路追捕。有一天，追捕的人到了籍少公家，籍少公见势不妙，当即自杀，灭了自己的口。但这无济于事，国家政权太强大了，最终还是捕获了郭解，将他扔进监狱进行高强度审讯。官府追根究底，发现郭解确实杀了不少人，但都是在大赦前做的，至少现在清白无辜。看起来郭解这次又能逃脱大难，但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最终阻断了郭解的退路。

朝廷特别派遣使者到郭解的家乡轵县搜集罪证。有一次使者召集人座谈，有个客人赞扬郭解为人谦逊，非常贤德。在座的一个儒生表示反对，说：“郭解专门为一己之私作奸犯科，挑战律法，怎么能叫贤德？”谈话传了出去，没多久，那儒生就死在了郭解门客刀下，还被特意割掉了舌头。

审讯官吏得到消息，又责问郭解，但郭解还在牢中，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凶手又跑了，不知道是谁。官吏似乎还算公正，上奏说郭解无罪。碰到文景时期，郭解可能没事，公事公办，他确实没参与这事。但那时是儒生当道，很残酷。武帝看到奏报，让群臣发表意见，御史大夫公孙弘的一句话，就把郭解全家送上了西天：“郭解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竟敢代替政府行使威权，手下人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虽然他本人不知道是谁杀的，但罪行比他知道还严重。这不是普通的杀人案，而是大逆不道。”于是按照法律应当无罪的郭解，被判了三族诛灭。（不过《后汉书》里有一个人叫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时以任侠闻”。似乎郭解的子孙仍有孑遗。）

郭解死后，自称为侠者还有很多，什么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行事还过得去，虽然称侠，但谦逊退让，有君子之风。至于北道姚氏、西道杜氏、南道仇景、东道赵氏、南阳赵调等人，就是民间的赤膊大盗，纯粹的垃圾，不值一提。

郭解是西汉最有名的游侠，虽然罪恶颇多，但在为人处事方面，却有贵族风范。他不偏袒亲人，谦恭礼让，乐于助人，这些都是难得的品质，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至少和汉武帝相比，他所能作的恶，实在算不了什么。最后他的死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冤枉，至少不应该承受族诛的命运。而导致他灭族的，竟是两个儒生，回溯历史，其实有一点荒谬感。在秦始皇时代，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两者都是政权的打击对象。而儒家被朝廷收编后，却立刻呈现一副凶残嘴脸。公孙弘建议族诛郭解的理由，是毫无法律依据的“虽然他不知情，但比知情还恶劣”，这就是儒家所谓“春秋大义”。于是，一个被谨守律令的狱吏断为无罪的郭解，突然就变成了应当三族夷灭的反贼，处罚之重无以复加。汉代儒家的残酷凶暴和对皇权竭力巴结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孔夫子如果看见，只怕棺材板也压不住了，因为原始的儒家，还真是汲汲于仁义的，不会下流到这个地步。

司马迁对郭解这样的游侠是很同情的，对比《汉书》，他用字都和班固不同，《史记·游侠列传》里，公孙弘对武帝说，郭解任侠行义，是跟国家政权对着干，实属“大逆无道”，于是武帝“族郭解翁伯”。而《汉书》这句作“遂族解”。我们知道，古代称字表示尊敬，史迁加上郭解的字“翁伯”，千载之后，我们都能从书中感受到他的沉痛，感受到他对郭解深深的同情。而班固则是一副冷眼旁观的神态，这个大文学家，已经被大一统的专制体制，潜移默化为一个典型的御用文人了。

当然，郭解也没有司马迁所说的那么美好。只是司马迁凭着直觉发现，游侠毕竟有些优秀品质，比朝廷还是强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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