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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2页）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穗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一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一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一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通过无一有一无一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一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父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说。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觌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竞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糾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栽《新清华》第一百八十二期）

《花丛小语》加上反对三门峡工程，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老照片》第16期散木的文章说：“蒋南翔校长把《新清华》给毛泽东看，龙颜会好受吗？”转眼之间，黄万里成了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的右派分子，并在冠以“什么话”的黑体字下，全文转载了供批判用的《花丛小语》。两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怒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进而又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毛泽东大批黄万里，却又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至少在当时，毛泽东看过的黄万里的诗也就是《花丛小语》篇首的“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广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呢？黄万里的诗打动过毛泽东，时人写旧体诗而让毛泽东“总还想读的”，大约无出其右了。可是黄万里的言论和观点触怒了毛泽东，用不着权衡，黄万里便被打人“另册”了。

那么黄万里呢？书生本色只认理，他根本不相信“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深层含意是“黄河清，圣人出”。黄万里死咬住“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便大声说黄河不可能清，黄河为什么要清？黄河之所以为黄河，就是因为泥沙倶下水不清！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当坝前水位达到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宣泄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的，预见到反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全了自己，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还涉及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做治黄规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切地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一看到黄河清。”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沙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六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94。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抬高，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到1964年，三门峡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意见，周恩来说：“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人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这时候，黄万里在做什么呢？他还在清华教书，头戴“右冠”，降薪降级，边改造边工作。1960至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庚子腹饥”的深切体验，黄万里全家“就阶前三分地种玉米、南瓜”，“技限于此，然获温饱”，“是冬共两儿扛粪3000斤沤渍”。这一切均记录在他的诗作《右冠残草》中。黄万里并没有耿耿于怀头顶上的“右冠”，如同那个年代不少清贫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得不在“曲突移薪”之后，为一家生计温饱着想。读先生此一时期的诗作，在清明、坦荡中别有一番风味：

狂士何尝梦吱肉，

素餐己自对群慚。

曲突移薪肯笑谈。

会须躬稼力耕芟。

待种春蔬盼翠尖。

平生效世诚微小，衣望暖，食求甘，早翻圃土迎阳照，《鹧鸪天，隔秋翻土》古柳衰杨枝叶布，却蔽畦蔬光照路，编得藩篱磐石固，遥望四周连理树，春蕤肯荫花香处，应划除，好留满圃阳和住。

隙微刺锐拦鸡兔，君莫虑，春风会面吾国度。

《渔家傲，斫枝圈篱》黄万里悠悠然在三分地里耕种，是苦中作乐呢？还是家传的耕读本色？在《小圃夏景》题后，先生写道：“夏初蔬菜既收，即种玉米、黄豆、芋苕、南瓜等，及八月满圃葳蕤。余赤背负耜，且耕且晡其间，飘飘然几不知尚寓形宇内也。”为求温饱，书生种地，所“晡”何为？他写道：“形可役心，称以习勤，顺运而终始苞实累，有粉向须吹，看茎高，棒株雄伟思蜂蝶为媒，无心撮合，吾今存意全美。笑东陵，落魄种瓜时。犹自觉，青门有余悲委我心，休计毁誉，种瓜应得瓜实，他事东流水。”1961年3月，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年再去，已荒废难寻，追思前后，不禁慨然。”黄万里怎么能忘记黄河呢？劳动改造也好，种瓜种豆也好，挥之不去的是缠绕他毕生的黄河情结。三门峡工程既成，其泥沙淤积的后果一切如他预料，事实证明黄万里是正确的，黄万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的被证明为正确，是以潼关告急、秦川陆沉、民不聊生为代价的。况且，有关部门、三门峡工程的主事者从来就没有说过，黄万里是对的。那岂不是给右派平反？那岂不是说一贯正确的自己错了？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1963年8月，“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这两首长诗语意婉切，境界高远，论黄河，说水利，志在治黄强国利民，而不是为自己作丝毫辩解。有河之水，有科学在，何须辩解？只是“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而已！依笔者的猜度，黄万里在忧心如焚中还有一种等待，等待有人征询他的意见，等待历史会给他一次挽狂澜于既倒的机会！毕竟他是当年唯一一个对三门峡工程的错误设计据理力争的人啊！有一种等待是无望的。

有一种无望却只有在等待的煎熬中才能体会。

1964年春天，黄万里不能再等待了，他写信给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函式近四六韵文，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的黄土高原，正是这些泥沙冲积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认为黄河是害河，前提便是错误的。郑州以下黄河是淤积段，泥沙沉降为不可避免，怎么可以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信发出的同时并附上述两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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