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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第2页）

美国军方正在测试这种头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训练或实战时的专注力和表现。主要实验由位于俄亥俄州空军基地的人类效能指挥部（HumanEffectivenessDirectorate）进行。目前距离能下定论还很遥远，而且经颅直流电刺激器的效用还远远名过其实，但有几项研究指出，像无人机操作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狙击手等需要长期保持高度专注的人员，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其认知能力。

[2]DanHurley，‘USMilitaryLeadsQuestforFuturisticWaystoBoostIQ’，Newsweek，5March2014，http:.newsweek.20140314usmilitary-leads-quest-futuristic-ways-boost-iq-247945.html，accessed9January2015;HumanEffectivenessDirectorate，http:.wpafb.af.milafrlrhindex.asp;R.AndyMcKinleyetal.，‘AccelerationofImageAnalystTrainingwithTranscranialDirectCurrentStimulation’，BehavioralNeuroscience127:6（2013）:936–46;JeremyT.Nelsonetal.，‘EnhancingVigilanceinOperatorswithPrefrontalCortexTranscranialDirectCurrentStimulation（TDCS）’，NeuroImage85（2014）:909–17;MelissaScheldrupetal.，‘TranscranialDirectCurrentStimulationFacilitiesCognitiveMulti-TaskPerformanceDifferentiallyDependingonAnodeLocationandSubtask’，FrontiersinHumanNeuroscience8（2014）;OliverBurkeman，‘CanIIncreasemyBrainPower?’，Guardian，4January2014，http:.theguardian.science2014jan04can-i-increasemy-brain-power，accessed9January2016;HeatherKelly，‘WearableTechtoHackYourBrain’，CNN，23October2014，http:.cnn.20141022techinnovationbrain-stimulation-tech.accessed9January2016.

《新科学家》（NewScientist）的记者莎莉·埃迪（SallyAdee）曾获准前往一处狙击手训练地点，亲身测试效果。她一开始先不戴头盔，进入战场模拟室，20个蒙面男子绑着自杀式炸弹、手持步枪，直接向她冲来，令她一阵惊恐。她写道：“好不容易射中一个人，又有三个新的攻击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显然我开枪的速度不够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脚，一直卡弹。”还好，这些攻击者其实只是投射到她身边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实在表现太差，沮丧到简直想把枪丢下一走了之。

然后，他们帮她戴上了头盔。她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儿刺痛，嘴里有奇怪的金属味。但接下来，她开始一个一个放倒这些虚拟恐怖分子，态度冷静、手法纯熟，简直像兰博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着这20个人拿着枪冲向我，我冷静地举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放倒离我最近的人，再平静地评估下一个是谁。好像才一会儿，我就听到有个声音说：‘好了，结束了。’模拟室里的灯光亮起……我身边横七竖八倒着尸体的影像，忽然一阵安静，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来攻击。当研究人员帮我拿掉电极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儿失望。我抬起头，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钟调快了，因为我完全没感觉到时间已经足足过了20分钟。‘我击中了几个？’我问那位助理。她看着我，带点揶揄的神色。‘他们全挂了。’”

这次测试改变了埃迪的生活。接下来几天里，她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近乎灵性的体验……不是觉得更聪明或是学得更快，真正让我好像脚下忽然一空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大脑里忽然一片安静……没有任何自我怀疑，仿佛看到一个新世界。脑中忽然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希望你会懂，在那次测试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去把电极再接上。我也开始冒出许多疑问。平常，在我脑中总像有许多愤愤不平的小人，占满了我的心思，让我害怕尝试，最后导致失败。但除了这些声音之外，我究竟是谁？这些声音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声音有些是重复社会的偏见，有些是附和我们个人的历史，也有些传达出我们的基因传承。埃迪认为，这一切创造出一个看不见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可以重写这些内心独白，甚至叫它们完全噤声，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2016年，经颅直流电刺激器仍在起步阶段，也无法预测是否会在何时成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能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莎莉·埃迪的体验能到20分钟，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剂效应而已）。关于经颅直流电刺激器，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人类样本数极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长期影响和危险仍然完全未知。然而，如果未来这项科技成熟，或者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操纵大脑的放电模式，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哪天人类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脑电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击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还会希望实现一些更世俗的、自由主义的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工作，让自己能全心投入游戏和爱好，或是能在任何时刻专注于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数学，还是足球）。然而，如果这样的操纵成了家常便饭，原本该由顾客自由操纵的意愿，就会变成另一项可购买的商品。你希望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一要练琴又想看电视，怎么办？没问题：戴上头盔，安装适当的软件，你就能够完全只想练钢琴了。

你或许觉得不服气，认为如果能让脑中的声音噤声或是放大，其实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过去，你可能就是因为被外界干扰，才没能实现自己最珍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有了这种让人专心的头盔或类似的设备，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师、神父、祭司、公关、广告商、邻居的声音通通排除掉，专注于自己想要什么。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要说你有个单一的自我，能够区分自己真实欲望与外界声音的不同，这也只是另一个自由主义的神话，已经被最新的科学研究推翻。

我是谁

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而且每天身体和心灵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那么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谁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实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并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左脑和右脑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都会同时用到左右脑，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有较大优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源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会导致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S.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3]JosephE.LeDoux，DonaldH.Wilson，MichaelS.Gazzaniga，‘ADividedMind:ObservationsontheConsciousPropertiesoftheSeparatedHemispheres’，AnnalsofNeurology2:5（1977），417–21.同时参见：D.Galin，‘ImplicationsforPsychiatryofLeftandRightCerebralSpecialization:ANeurophysiologicalContextforUnconsciousProcesses’，ArchivesofGeneralPsychiatry，31:4（1974），572–83;R.W.Sperry，M.S.GazzanigaandJ.E.Bogen，‘Interhemisphericrelationships:TheNeocorticalCommisures:SyndromesofHemisphereDisconnection’，inHandbookofClinicalNeurology，ed.P.J.VinkenandG.W.Bruyn（Amsterda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1969），vol.4.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左右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关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患者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患者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控制表达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织出貌似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同样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里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当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时，官员只能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不只“脑裂”患者，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我们心中的“中情局”一次又一次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使得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起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最后，就连“国务院”自己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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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说得更准确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为三个环节的实验。在“短”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这种水温会让人不舒服甚至痛苦。60秒后，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研究人员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实验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个环节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它让人感觉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非常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长”实验显然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在“短”实验中受的苦，在“长”实验中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接下来你还得再忍受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讲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说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像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个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二选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加快动作，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放慢动作、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时间持续越久，患者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的时间是8分钟，在此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一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加总，而是进行平均。

那么，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他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他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他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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