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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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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二十世紀初葉，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席卷中華大地，其核心是白話文運動，「提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號召要徹底打破文言的束縛，以語體文取代通行了兩千多年的文言文。這是一場顛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運。

新文化運動先驅者胡適說：「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衹有些死文學，衹有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後來成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俞平伯認為，文言作品「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新文學家陳西瀅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經僵了的化石」，「應該加以掃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極端的二元論：白話與文言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新」與「舊」的對立，「今」與「古」的對立，「俗」與「雅」的對立，「質」與「文」的對立，「進步」與「落後」的對立，「人民群眾」與「貴族精英」的對立。一切「新」的，都是進步的，光明的，有著無窮前景的；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變求新，破舊立新，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天經地義的大任。新舊之辨，也成了真偽之辨，美惡之辨，優劣之辨。舊的，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更嚴重的是，在那個敏感的時代，文化上的一切論爭都被看成是政治鬬爭，白話與文言之爭也就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鬬爭。到最後，「新文藝摧毀古文，新文化打倒禮教」，白話文終於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幾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這種激進主義的思潮，近百年來，愈演愈烈，給整個社會文化帶來極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詩詞的命，革國畫的命，革京劇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醫的命，革一切舊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飆激蕩，神州舊物都成了飛灰與瓦礫時，人們纔猛然警覺，可是已太遲了。頹圮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毀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壞卻是難以彌補的。

如今，對傳統文化鳴鼓而攻的時代已經過去，白話文早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書面語言，人們再也無須擔心文言的「復辟」了。當代學者開始反思，在檢討白話文運動功過的同時，也重新審視文言文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文言，源於春秋時期的「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古代貴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際；異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當時華夏民族的典範語言，經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這種共同語的書面語。文言是口語的提昇，自然要比口語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可以使「言」更充實，有了「文」的「言」，纔能書之竹帛，傳之久遠。文質兼備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國歷代知識精英共同選擇的最佳的文化載體，是當今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面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言文是一種完善、完美的文體。它是超穩定的，時移代易，文體體系不斷演化，各種體裁，各種流派，雜遝紛呈，萬變不離其宗，文言文的整體語言結構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二千多年來一直保持著恆定的形態。先秦時的〈左傳〉、〈論語〉，馴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語彙、文法上都沒有太大區別。這種超穩定性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言文也影響到同屬漢文化圈中的周邊國家，百十年前，中國人還可以用文言與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的官吏及文人筆談。

文言文，是歷史文化的命脈，文學的正宗。梁啟超說：「文言文行用已經兩千多年，許多精湛的思想，優美的文學作品皆用他來發表。」莊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達的；絕世風華的唐詩宋詞，是用文言創作的。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載起來的。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怎能不深深感謝它的恩賜呢？在今天，無論從感情上或現實意義上，都不該逐末忘本，將文言文視為糟粕，棄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舊」的「死」的語言文字。

一切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內，都是「器」，作為載體，無所謂新舊之分，優劣之別。文學不同科學，藝術不同技術。科技也許需要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文藝形式，無論新與舊都有其存在價值，絕不能說西洋抽象畫要勝過國畫，東洋式現代書法要勝過傳統書法，話劇歌劇要勝過京劇。

吳芳吉說：「文學衹有真偽，沒有新舊。」文學的生與死，並不在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而在於它本身的內容與藝術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內容虛偽、藝術拙劣的當然是死文學，甚至稱不上是文學。一旦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成了幫閒文學、遵命文學，那就如糞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學了，這與是否文言無關。二千年來，死文學絕大多數早被歷史淘汰，能流傳下來並為人們所熟知的優秀的文言詩文，歷久而長新，至今仍葆有活活潑潑的生命力。

其實，白話文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胡適所說的「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話文學史〉即可作明證。古代白話，由於它的粗糙、低俗，始終無法登上文化殿堂，成為文學的主體語言。近百年的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真正的「白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語體文。錢基博早就指出，「所謂白話文，衹不過是用一種書面語代替另一種書面語」。它旣不同於〈水滸傳〉、〈三言〉、〈兩拍〉、〈紅樓夢〉中的舊白話文體，也不等同於當時的口語。它是為反對傳統文言文而製造出來的特殊文體，是現代口語與西式語法及部分文言語詞、日式漢字詞彙的混合物，經過新文學的努力探索、實踐纔逐漸成型，直到今天，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白話文纔漸趨成熟。白話文學，包括新詩，至今尚未能形成一個新的傳統，它所取得整體成就遠不足以與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現代白話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詬病。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有學者把現代白話文稱為「新文言」，是資產階級文人製造出來的「死的白話」。他們主張「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用「大眾語」取代「白話」。多年來，社會上已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共識，以為大眾語言源於生活，是最豐富多彩的，而知識分子則語言乾癟，必須向民間學習。筆者有過十多年的下鄉下廠的經驗，深深體會到，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則愈貧乏，所掌握的詞彙量則愈少，語言則愈枯燥無味。在草根階層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語言，也衹屬於其中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分子。語文專家呂叔湘給文言和語體的區別找到一個簡單的標準：「能用耳朵聽得懂的是語體，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書面語要讓所有人真能聽懂，恐怕連「大眾語」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已延續百年，這是一個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如劉再復所說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學的俗化已發展為文學的極端政治化」了。

白話文，本身就承載著不少民間暴力語言，白話文運動，也滋長了語言暴力。當時盛行的「打倒」一詞，竟成了數十年來使用頻率極高的社會習慣語。當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極端的時候，舉世皆以愚賤為榮，以「大老粗」自我標榜，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也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下，終於出現「砸爛狗頭」一類的流氓黑話了。暴力語言挾同著暴力行為，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近二十年，隨著經濟的勃興，拜金的教義驅使文化進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滋養著群眾。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螢幕充斥著大量的暴力語言，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復見了。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從民間產生的網絡語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當它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並左右其對語言核心價值判斷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本是二元一體的關係。兩者同出一源而並流，共同滋溉著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話文，也不需要廢除文言文。梅光迪認為「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傳統文人有過設想，以為可以實行雙軌制，即在新聞、科技等領域使用白話文，而文史、藝術等依舊使用文言。白話適於時俗，文言適於典雅，這也算是一種「得體」。蔡元培曾預言：「我也斷定白話派一定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來，白話文運動的發起者，能客觀一點，寬容一點，白話文可占領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領域，而文史和藝術這小半壁江山，與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職，各行其道。文言與白話，並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分了家後還可相互扶持，共同發展。同氣連枝，合則共榮，離則兩損。〈莊子·寓言〉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何況「本是同根生」的文言與白話呢？可惜，事情發展並未如蔡先生設想的那樣，文學革命的暴烈行動太徹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驟變成小小的支流，逐漸源頭枯竭，最後，衹剩下一股微弱的洑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後，在中國大陸，文言更慘遭滅頂之災，甚至連一些本來已進入知識階層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詞彙，也被認為是代表剝削階級意識的腐朽東西，受到批判和抵制。近年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在網絡、段子中，文言成語遭到竄改和「惡搞」，真是對語言文字的存心侮弄。

無可諱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語言形式難與現代政治同構，不適合表達科學技術的內容，不可能被所有人瞭解和接受。但這些並非一種文體存在的必要條件。文言文，過去不屬於大眾，今後也不可能屬於大眾。如今，它是一種遺產，一個存在。遺產需要繼承，存在自有價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為體的詩詞，並不是死文學，它的發展，百年來不疾不徐，始終堅韌，而風雅一脈正須賴以維持不墜。

二

現當代文言文的生存狀態是很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

新文化運動後，文言文雖退出歷史舞臺，仍未被袪除淨盡，而是在社會各個層面中頑強地生存下來。文言應用場合依然十分廣泛，在官方檔案中，在報章中，文言還占據著主要的位置，民國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說：「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後來他在〈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一文中又慨歎，當時報紙的文體主要還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對〈大公報〉和〈益世報〉中白話與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過統計，發現「白話所占篇幅還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來，報紙似乎是全民大眾的讀物，但在那個時代，報紙，主要在大中城市發行，讀者對象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讀者群，尤其喜愛並習慣淺近的改良體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風雅，他們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級文化，並認同文言文的文化價值，試圖去超越自己，連舉止談吐也仿效那遙不可及的知識階層、貴族階層。古人認為，文字是神聖的，連字紙也須敬惜，掌握文字的讀書人是值得尊崇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識，早已成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這個傳統雖曾受政治干擾而遭到破壞，但人們對文化知識始終還是懷著敬畏之心。

南北各都會以至中小城鎮，文人經常組織雅集活動，文酒風流，唱酬切磋，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即如邀約小柬、集會序言、詩詞題記等應酬文字，也頗具雅人深致。文友往來信札，一般民眾的家書，都常用文言。由此觀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葉茂，已深入社會的各階層，也為部分群眾所接受，非暴風驟雨般的運動所能徹底摧毀。

南北各高等學府中文系多開設古代文史課程，學生研讀古代文獻，熟習文言。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乃至抗戰期間遷移重慶、成都的各大學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學生掌握理論知識，而且還鼓勵學習文言文及詩詞寫作。中山大學在三十年代是「復古」大本營，中文系主任古直強調師生要讀經，並能作流暢的文言，古典文學內容的畢業論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寫作。汪國垣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誡說：「本系力矯時弊，以古為則。」要求學生能作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始建於一九二〇年，唐文治任校長，古文家錢基博任校務主任。歷任教師有章炳麟、錢穆、鮑鼎、呂思勉、周谷城、胡曲園、郭紹虞、周予同、陳衍、陳柱、朱東潤、夏承燾、饒宗頤等赫赫有名的學者，而學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吳其昌、陳中凡、蔣天樞、范敬宜、唐蘭、王蘧常、錢仲聯、馮其庸、吳孟復等，後來都成了當代文史研究專家。凡是畢業於無錫國專的都是文言好手。

當時中學語文教學仍以讀文言文為主，一直延至四十年代末。由於當時大學的入學考試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響到中學文言教育。龔啟昌〈撰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一文評論：「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於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這樣的環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開辦的正規小學外，更多的是遍布城鄉的各類家塾、學塾，不少人家選擇後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經典是學童必讀的課本，〈三字經〉、〈千字文〉、〈成語考〉等更是慣用的啟蒙教材。一般民眾從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會受到先聖前賢思想的影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看來，民間百姓的書信、契據等應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夾雜或純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張廷華編〈新體評注歷代駢文精華〉一書序云：「今者國體變更，文運陵夷，而公私函牘，以此體為尚。」可想見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引車賣漿者的言談，也許會比當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一一～一九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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