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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第1页）

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3]

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4]

这段话颇能道出关键。观其从“不必”到“必须”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个“后学”在给“先生”写信。徐氏显然代表着什么人在为胡适“定位”。胡适若坐任偶像，“垂拱而不治”，则必受各方欢迎。若不肯做“保姆”，犹思为“斗士”，特别是要介入而居“两造”之一方，就免不了要像其他斗士一样受点“皮肉”之苦，此时而再想“领导群伦”，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胡适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1961年10月底，胡适在中研院欢迎胡夫人的茶话会上重申自己的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5]那时他说的，恐怕不全是他与江冬秀之事，大约更多是对当时台湾情形的一种态度。以七十之年说出此话，颇有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的意思。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但这只是心向往之的“作圣”，也很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这仍是胡适自少年以来就存在的以“超我”抑制“本我”，内心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终不得不以“率性”的大声疾呼而告别尘世。

就在他发表了“宁愿不自由”的讲话后一个星期，胡适于1961年11月6日对外国人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自己在日记中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自任“魔鬼的辩护士”，说容忍缠足达千年之久的东方（中国）文明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而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中国人“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胡适指出，这次演讲就是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1926—1927年在英美的几次演说的重申，如果不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这样的价值重估，“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胡适讲话时显然比较激动，因为第二天就检查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6]

从演讲的内容看，胡适显然不能满足于做偶像。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强调中国人对西学“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那种复杂心态。而且，这仍然是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以胡适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即使像他那样早已进行了“价值重估”的人，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里仍不能觉得“心安理得”。那么，他是在自责他所做的“价值重估”还不够彻底吗？这个问题已因胡适不久就匆匆撒手仙去而得不到解答了。

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7]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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