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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第1页）

文化记忆概念的提出，也是与二人具体的史学实践密不可分的。以扬·阿斯曼为例，他在专著《摩西这个埃及人——西方一神论中对埃及的记忆》中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记忆史”（neohistory）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观念史、心态史等的史学分支。作者以摩西形象的被改造、摩西崇拜的埃及根源以及摩西在近代的被接受情况为中心，集中考察了一神教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对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阿曼斯教授在书中指出，“记忆并非简单地对过去事实的储存，而是持续不断的重构想象的工作”，所以，记忆史是“有意识地淡化所探究的对象的共时面向，以突显回忆之贯时的或垂直的轴线。它集中于那些意涵或相关性的面向，这些面向在参照到过去的意义下是回忆的产物，并且唯有在后来的回溯及文献的光照中才会站到前景来”。[21]也就是说，“记忆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发掘关于流传的可能“真相”，“而在于把流传当作是集体的或文化的记忆的现象来研究”。在此基础上，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的研究领域。[22]随着阿斯曼夫妇专著简体中文版的译介与出版，二人对记忆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手法上的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文学界的关注。

在史学实践层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投身记忆的研究。以法国为例，自197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家对“集体记忆”问题的关注与心态史研究的多样化以及“民族回归”“民族特性的复归”等主题相关。[23]到了1980年代前后，这股潮流从社会史转向政治史，重点在于研究法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他认为，历史与记忆远非同义词，而是相互对立的。他给出的“集体记忆”的定义是：“如果从最为相近的意思来说，集体记忆就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对过去的、被赋予神奇化的经历的回忆，或是这些回忆的总和，不论这种回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的认同是通过对过去的感情整合而形成的。”[24]此后，他萌发了撰写“场所”（leslieux）丛书的计划，并先后召集了120位作者，历时十年，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的《记忆之场》（leslieuxdeéoire）。[25]“记忆之场”是指集体记忆的凝聚点，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地区、城市、名胜古迹；象征物，如国歌、口号、谚语等；或是某些机构、出版物、公共节日和历史事件等。他表示，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差别只在程度不同。他进而举例说，像档案馆这种看起来纯粹实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同时，像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等纯粹功能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进入记忆之场”。[26]诺拉进一步指出，记忆之场是记忆和历史相互作用和影响。要有历史、时间和变迁的发生，且有“记忆的愿望”，才能形成记忆之场。他继而解释道：

场所是混合的场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这螺旋就像自我盘绕的乌比斯环一样。因为很显然，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27]

以《记忆之场》为代表，诺拉也在法国史学界推动了对历史学的反思，使有关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28]

从记忆相关的主题来看，记忆问题的讨论是与回忆、纪念、遗忘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哲学层面，记忆是构成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之一，而遗忘则可能导致历史解释链条的断裂，因此有关记忆的研究也反映出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反思。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也曾涉及“社会忘却”问题。他虽然肯定了仪式的作用，但并不认为所有的社会事件都能成为纪念仪式，被选中的纪念仪式也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因此如何做出选择就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他指出，“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沉淀，因此有破产的危险。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29]

自198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不少学者借由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的对历史创伤的研究，开启了对“历史记忆”问题的持续关注。[30]汉斯·凯尔纳（hanskellner）指出：“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31]凯尔纳指出了“历史记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历史记忆”在根本上是指通过语言而表现的记忆，历史并不是记忆凭借语言所做的直接描述，而是运用作为历史文本存在的记忆进行的重构。所以，就某一历史事件而言，有关它的认识与理解会随着历史文本的增加而不断叠加，而由不同表现方式构成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必然使历史本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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