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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第1页）

罗志田先生曾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诠释了这场论战，认为蔡元培在批驳林纾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所以，林纾的失败在“地位”而不是“主张”上。[139]这样的观察可谓洞见。北大内部新旧杂陈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林纾虽不能容忍北大“趋新”的一面，却也不能无视相对“旧”的一面的存在和影响。特别是处于当时那种“过渡之时代”，“新”与“旧”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林纾的论点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140]据毛子水推测，蔡元培当初之所以并未聘请林纾在北大任教，“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141]

从社会舆论来看，时人对林纾的指责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观点上的偏颇。《每周评论》4月13日第17号、4月17日第19号曾特别增刊四个版面，刊布“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辑录各大报纸对此事的评论。从转录各文分析，整个舆论都偏向于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认为林纾指责的几点，如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和新文学，都是思想学术层面的问题，“苟其思想确有合乎真理，不背于大势，则虽极相反对之二思想不妨同时并存。且辩难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论之反对，乃发展学术之所必要者”。[142]如果“其认为不能满意，尽可平心静气，为论理上之研究，则真理将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纾那样“一笔抹煞，使尽灌夫骂座之身段，是不特于新派之主张丝毫无损，而转于自身之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143]显然，在时人眼中，林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为守旧的卫道士，其德行也已恶劣到了极点。

蒋梦麟担任主笔的《新教育》杂志，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学新旧思潮冲突实录》为题，刊出了蔡、林二氏“辨难之来往函件”。前有编者按语，称：“大学既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则众家共处一堂，必有主张不同，互相辨难之好现象。北京大学之新气象，实由此不同之主张及互相辨难而生。世界文化之进步，思想之发达，皆由此种活动而生，此足为吾国学术前途贺者也。”语气中显现出颇为豁达的学术气度与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新教育》杂志本就是由北大参与创办的，自然要站出来替北大说话。[144]此段“实录”，先是在标题中将蔡、林分别划归于新旧冲突的两派，其后又言要“阅者平心读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记者代为下判语也”。这也就是说，论辩结果已被认定是毋庸置疑的。[145]

林纾引起北大“趋新”教师群起而攻之，其实也掺杂着学术观念上的“新旧之争”。民国之初，北京各级教育大权均握于浙人之手，“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146]太炎一派借此机会亦纷纷移席京师，学界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此时的桐城派早已不负当年叱咤北大教坛的风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纾更是不可能扭转其逐渐衰微的颓势。但向来以著文见长的“桐城派”，却被指责不会作文，则颇有些诡论的意味了。《每周评论》第13号就刊出了署名“二古”的“一中学校教师”来信，指出了这位古文大家的为文诸众多不妥之处。信中说，适逢校中“文课之期”，以林纾文章“有未安之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接着，对林纾的小说《荆生》逐字逐句地评论、删改，“以改中学校学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于海内所称大古文家之林先生”。这无疑是说，林纾此文的水准还不如中学校学生。[147]

从学术观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对桐城派，贬林纾尤甚。[148]师从章太炎的钱玄同在出面支持胡适文学改革建议的同时，就曾批评林纾所译的“欧西小说”的价值还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149]这无疑表明，以“旧学”立身的钱玄同已然加入新文化一派倡导新文学的行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旧’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150]他们共同的敌人正是所谓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于思想实际上归属于“趋新”行列的蔡元培，虽未曾站出来明确支持新文化派的观点，但他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已然说明了一切。[151]从学术背景来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旧学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学德国，“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152]，无疑对学术流变中的“新”与“旧”都最有发言权。他在回应林纾时曾言：“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53]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桐城一派已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不过，当时也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只是虚造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借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154]近代社会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为特征的思想权势的转移，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进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贴上“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落后的、下降的、将要灭亡的。[155]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新”与“旧”的蔡元培和林纾，在未开战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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