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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第1页）

但这显然与胡适过去认知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对此胡适也有解释。他于1926年11月25日给丁文江的信很能表明他那时的态度。胡适分析当时中国的大局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即［便］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15]这是在规劝丁氏，但胡适自己有意“加入急进派”的倾向是明显的。

如果说此时胡适似乎还留恋缓进的大路，不久他更进一步分析说，曾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因同人开始谈政治而分裂为急进和缓进两派。缓进者仍主张继续从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着手；急进者则认为政治运动和非政治运动应双管齐下。几年的内忧外患使新文化诸人认识到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毫无疑问，这里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从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其实他的步子也是随着他所说的中国思想界由个人主义阶段向集体主义阶段转移这一过程一步步逐渐迈出的。然而，胡适的这些表态都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一般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北伐初期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效力。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发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16]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认知差距问题：胡适把国民革命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他看来可能已尽了最大的宽容努力，真有点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国民党一方，却未必感恩。因为国民党人自有其同盟会以来的渊源和传统，他们可以借思想革命的东风（即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但根本不屑也不会认同于这半路杀出来的什么新文化运动。双方在这一点上并不投契。

就在胡适在英美为国民革命大做宣传后返国的同时，革命运动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4月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时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现象有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学生、那时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顾颉刚则说：“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17]

高、顾二人写信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见仁见智，相去何止天远。但彼时国民党已开始“清党”杀人，一般知识人对此极少有不反对的（许多人不公开反对，心下也极痛恶）。而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顾氏竟视而不见，以为“气象极好”，可知他那时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几年前曾与胡适同游杭州的旧识任白涛在约一个月后告诉胡适：“西湖目下的空气，着实没有从前清新了。”[18]所见虽不似高梦旦那样差，与顾氏所见，终大不同。

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同时又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19]

可见由于胡适对国民党的赞颂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当权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领情，他们所知道的，仍是胡适上一年发表的赞颂苏俄的文字。问题是，国民党各实力派此时正先后与苏俄断绝关系，胡适这个称赞的分量不但大大减轻，恐怕还有适得其反的可能。故国民党内虽有郭泰祺等少数人曾提出委胡适以重任，后均无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梦旦也警告胡适说，在此无言论自由的时代，“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不如暂居日本。[20]

但胡适仍决定回国。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她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胡适自己在那时的看法：胡适显然为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所困扰，而且他对时局的发展也还有些疑虑。不过，胡适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虽然这些人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但南京看上去会赢得这场斗争（这大约既指宁汉之争，也指南北之争）。胡适本人则对三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知识分子（按指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参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具有得到公众信任的道义影响。胡适也相信，那时还在宁汉之间徘徊的宋子文很快会加入南京一边。有宋的理财能力、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和三老的道义影响，就可能形成中国有权威的重心；而这一重心的确立即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否则中国至少还要乱十年。[21]这些观念与胡适散见于其他地方的论述是基本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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