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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第1页）

蔡元培之所以会想到要转移文化中心，与1926年之后北京愈来愈严酷的人文社会环境有关。1926年初，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清明政治存有的幻想。周作人评价说，“三一八”惨案“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代表了知识阶级对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代表北京政府对知识阶级以及人民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的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187]《国闻周报》的记者严慎予则以“黄昏景像”来形容此时的北京教育界。他认为“教育界遗失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却“保留着五四运动的皮毛和政治罪恶两种结果的总和”。而蔡元培是“不再想在政治上有活动，也不想在商业上求立足，又不是思想消极，但求优焉游焉以乐余年的人”，所以，即便他“对于教育实在是有兴趣又有勇气的人，实在是环境不容许他向前罢了”。[188]

此时仍在北大任教的吴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记中描述了北大教师的生存境况：“因北京困难，纷纷他去，如化学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颜任光，数学主任冯祖荀，哲学教授胡适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钱玄同等。或被他校请去。或宣告暂行离职。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因政治关系未到校授课。蒋梦麟、马叙伦，亦皆销声匿迹，不敢再露头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况则更趋恶化：“学校放假，几同倒闭，开学无期。北大教授，除党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迹外，鲁迅、陈垣十余人或附厦门，或往清华。闻黄晦闻（庵）下季亦将请假。二三硕果，风流云散。惟一般谈乡谊，保饭碗辈，继续活动。”[189]因经费的拮据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北大已难以再现五四前后的辉煌，蔡元培等人于是便有将北大这一学术文化中心做一迁移的考虑。由此看来，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却也在现实面前无法对回校复职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细检视蔡元培与北大各方的来往信件，他对胡适所言之“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更透彻地说，是“无法与辩”的意思。所谓“无法与辩”，既是说无论是辞去北大校长还是回京复任，已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牵涉到现实政治和教育界的派系争斗，蔡元培很难做出公开解释，同时也是指对不同立场和观念的质疑之声，蔡元培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无需辩白。可以说，“毁誉听之，不愿与辩”的态度正是蔡元培此后多年对外界的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正是这种态度给外间留下了不少可供想象的空间。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对各方发出挽留函电的回复都很简略：在提出辞职之前，一直都并未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辞职之后则表现得相当坚决。他之所以不在欧洲考察期间或回国之后就提出辞职，也是因为有很多顾虑。早在1925年蒋梦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学校内外，现甚平静。对于将来维持计画，亦已筹及。第一步谋减轻先生责任，使但留校长名义。第二步始能谋摆脱也。办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变故。一切详细办法，容当面罄。”[190]后来，蔡元培又在回复老友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本欲再留两年，而蒋梦麟兄来函，言有种种为难情形，非弟回国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则亦可回而复出；并承彼代弟计画，于暑假中暂回，要求电告。弟此时若提出辞呈，则使梦兄益增困难；不辞而又不回，则态度又太暧昧，故复电允于暑假中回国一行，而要求再得续假一年，备暑假后再作欧游。现尚须观察时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国之情势，则准回来一次。[191]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劝慰的来函中也表示：

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192]

蔡元培想脱离北大固已有年，但问题在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声望，北大校长一职并不是那么容易辞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师教育界此次“挽蔡”运动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之前各次，尽管蔡元培一直都坚持表示自己的辞职决心，但却不免被众人视为托词；而蔡元培所取的“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态度也无意中加重了外界的猜测，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国闻周报》上发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3]文章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看似公允，毫无偏向，但细读之下却能发现作者实则另有深意。此文开篇即摆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势。作者说，“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这个题目，“在北京的智识阶级中，差不多是不许平常人随便讨论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样圣贤和北大校长怎样非他不行一类的论调”。作者以为，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病态”，但“也不能算是健［康？］的表现”，因为“凡一社会问题，若是不能容人公开讨论，不能容人自由发表意见，不能容人尽量批评，那个问题的里面，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隐处。换句俗话说，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因为背后有一部分学阀“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争夺北大的教育权。虽然蔡元培无心把持，“而旁人却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来蔡先生要辞职，把持派却绝对不愿他辞职，不准他辞职（不愿蔡先生辞职者，固不尽属把持派，不过他派对之不似把持派态度之坚决耳）。”接着，作者详述了把持派不让蔡元培辞职的理由：一是“现在的中国人，除蔡元培外，再无人配做北大校长”；二是“他人若做校长，定将破坏北大，摧残教育，所以维持北大及保护教育计，无论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不可”。由此，能担北大校长重任的标准便是：“应有普通学识”，“应有专门学识”，“须有发达高深学术的愿力和能力”，“应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标准，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余三条，或完全没有，或仅有其一部分”。作者顺势对北大校长人选做了大胆的预测，并提名胡适、胡敦复、蒋梦麟、李石曾和吴稚晖，尤其推崇李、吴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强调，北大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对于这个问题均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职员的个人私事就好了”。话锋至此，难免让人怀疑此文应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标准”，那么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胁迫把持北大，与其说是在揭露教育界内部的黑幕，毋宁说是为提名李、吴做一铺垫罢了。本不欲陷于任何政争的蔡元培，仍是难逃被用来做政争工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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