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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第1页）

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射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现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8]

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中共《主张》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9]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夏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如果说陈或因老朋友的关系，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语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11]

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12]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其实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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