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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第1页）

从京师大学堂算起，近代中国的大学有着自己的特殊发展轨迹，并不具备西方大学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精神”。所以，如何在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之中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需要的不仅是破除各种阻碍的勇气，更是能包罗众家的气度和见识。可以说，蔡元培早年的学术观念和性情，是使其选择留学德国的重要因素。留学期间沐浴在由洪堡所开创的德国大学氛围中，则使蔡元培以学术为本的大学观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归国之后，他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将其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教育实践，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节延揽人才与重塑学风

一“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33]此消息一经公布，天津《大公报》便发表了《为大学校前途祝》的评论，认为蔡元培“留法有年，学贯中西”，“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同时，上海的《时报》也表示，蔡元培就任校长“此诚教育前途之一线曙光”，“秉绩学之奇姿，以刚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于教育界也”。[34]蔡元培可谓带着各方期待就任北大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向北大学生提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此后不久，他给老友吴稚晖去信，也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蔡元培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二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35]蔡氏的这两次叙述，时间相近，改革北大的思路也颇为一致：选择以传统儒家修身与致知合而为一的思想开始他的改革之路，希望北大在学术和道德上都能“以身作则，力矫颓俗”。[36]

蔡元培改变北大学生的求学观念，是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开始着手的。[37]总体来说，学界对此的研究多是从学术史或文学史角度切入，一般列举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人被聘任的经历，以此证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和知人善用的领导风范。若从教育的实际过程来看，聘任教师的行为本身只是施行改革的最初一步，如何凝聚众多个性迥异的教师，共同实现蔡元培研究高深学问之设想，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38]

关于蔡元培选择文科作为改革重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文科中顽固守旧的人较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有学者则认为是蔡元培“曾广泛涉猎文科的各门知识”，对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对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39]其实，除此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学术传统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学术分科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科目大多划归文史类学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为改革中心并非偶然。再加上当时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其所受到的关注自是较其他系科更多。经历过“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的杨亮功回忆道：“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40]从聘任教师到办杂志、组社团、改革学制，这些影响北大今后气象格局的举措，大部分发生在文科各系，所以本书的考察还是多以北大文科为中心。

陈洪捷先生运用韦伯（axweber）的“卡里斯玛”（插risa）概念来诠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中表现出的品质，认为经历、人际关系和学术气度以及和平敦厚的性格造就了蔡元培的“卡里斯玛”资质，由此奠定了北大的基础。[41]这样的论断大致不差。因蔡元培的提携而入北大的梁漱溟，感触则更为深刻。他认为，蔡先生虽未必能做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工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才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并进而将蔡元培的成功归结为他的“真好恶”，认为有真好恶，而后“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意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42]熟悉蔡元培的人都颇为信服对蔡元培“完人”的赞誉，由人格魅力所散发出来的“真器局、真度量”，正是他得以汇聚人才的关键。

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追求的是学问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结合。作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显然也在践行着这一传统信念。他自认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一生追求的还是学问本身。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也成了他的人生态度，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北大改革的诸多取向。五四后，蔡元培留下一纸启事，毅然返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将先回故乡，……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43]这样的研究计划恐怕早已定下，而非五四之时烦乱状态下的突发奇想。蔡元培的书生本色由此可见。蒋梦麟把“蔡先生的精神”归结为“温良恭谦让”“重美感”“平民生活”，谓此种精神源于蔡先生的“学问”，并以此勉励北大学生积极向学。[44]梁漱溟更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注意，“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而“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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