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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章（第1页）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4]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及“不准翻案”，但其中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获中宣部、文化部奖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可见，此时已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念。

二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5年12月1日，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刺杀。此案由于凶手和侦查凶手的人员很快被消灭，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时机，对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大审判、大清洗。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国内的，经过逼供信后，全部枪毙；原先已被驱逐出境、辗转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也被斯大林派去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联共的这个疯狂运动，当时在莫斯科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正、副代表的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回国）先后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延安的《解放》和武汉的《群众》及《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此说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虽未闹上法庭，却一直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5]

1930年代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叛徒”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此是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不同意的，但后来发生了转变。因为，在王明、康生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其中被呼吁的40个党派及团体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还发表“时评”，对陈独秀表示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7]但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解决了王明企图夺权的问题后，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提出质疑。笔者也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8]，进行论证。此事立即引起重视。1984年中宣部的13号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终于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进行了平反。

三“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9]起，中共领导人及几乎所有大陆学者，都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蔡为适应斯大林和中共丑化陈独秀的需要，就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此，大陆学者都不再认真去读陈独秀文章的本意，而是因循讹传蔡和森的观点，故意不提陈独秀文章中紧接着还有另一句话：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即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十月革命。改革开放后，首先是大庆师专的贾立臣先生在主编《中国现代史》时，否定了关于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的论述是所谓“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认为陈“对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已做出了科学的预见，较之认定只有一种前途的观点是很大的进步”；“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预见，对推动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贡献”。[10]随后，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更明确地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11]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并以陈文中所述的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佐证，强调从来没有人说领导这个过渡的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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