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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5章（第1页）

所以，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8]

正因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启蒙与救亡是统一的，所以，在他批判旧文化的文字中，处处从当时中国的危亡形势出发，紧扣救亡主题。

如：强调改造国民性重要时，他说：“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之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其灭自灭也。”[9]

批判独尊儒术时，他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无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0]

所以，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一开始就与后来加入运动的胡适等“纯文化运动派”不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与胡适派决裂而转向政治救亡，乃是自然的结果。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政治救亡。

如果说批判儒家伦理是陈独秀发起的这场运动高扬民主精神的体现，那么，批判宗教迷信、批判旧文学、旧教育，则更多地体现了科学精神。

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迷信传统和老庄退让苟安忍辱哲学，陈独秀认为是造成中国国民性腐败堕落的最大原因之一，并且完全适合儒家奴隶伦理的需要，所以，新文化运动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说：“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11]又说：“老尚雌退，儒尚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不可得也！”[12]“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13]

如此批判佛教老庄哲学，确有振聋发聩、惊世醒言之力。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从创刊到迁移北京前的上海时期，攻击的主要矛头是儒家伦理和佛老学说，即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这时期的杂志完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而且他发扬主编《安徽俗话报》时期的精神，不仅是主编，还是主笔，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亲自撰写，不仅写主打文章，还写其他文章；不仅撰写，还搞译作，还以“记者”为笔名，编写每期的“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同时回答读者来信，等等。所以，这时期的《新青年》，连“同人杂志”都称不上，而带有“独人杂志”的色彩，往往在一期上出现他署名“陈独秀”或“独秀”的文章不止一篇，如第1卷第1期目录上有四篇：两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两篇译作。第1卷第3号、2卷2号、2卷4号，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两篇。若再加上他写的国内外大事记和通信，那么，他在每期上发表的文字就相当可观了。可以说，《新青年》时期，是他一生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所以，后来收集起来出版的这时期（到1922年止）《独秀文存》，其版税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费的主要来源。

但这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发轫期陈独秀筚路蓝缕、孤军奋战的悲壮情景。如鲁迅后来所描写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时还没有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一本杂志的影响总是慢慢扩大的。而《新青年》的初期，还没有像鲁迅说的那么糟。

这时期的《新青年》作者，除了陈独秀外，虽然还有几个常著的作者和译者，但紧紧围绕陈独秀文章的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题的，主要有三个人，高一涵、易白沙、吴虞。而高、吴并不在陈身边，一个远在日本，一个远在四川。

高一涵可以说是陈独秀进行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位得力助手。他虽比陈小六岁，但早年与陈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他是陈的安徽同乡，幼年也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并中过秀才。后来，他进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接触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并亲眼看到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未果被剖腹剜心事件，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民国初年，他到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政治系，系统研究西方民主政治，这为他以后成为陈独秀得力助手、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奠定了专业基础。在此期间，他被“头号政论家”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所吸收，成为其编辑部的主要编者，于是与同在编辑部的陈独秀相识，同乡加同志，二人一见如故。正如吴稚晖所说：“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15]因此，陈独秀回国后创刊《新青年》，便向他约稿，他总是按要求及时供稿。当时因《甲寅》也迁回上海，高一涵一时生活困难，陈独秀的约稿，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后来他回忆说：“余时已到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16]而陈独秀对他写的稿子则视为雪中送炭，总是安排在他的主打文章下面，成为贯彻《新青年》宗旨的重要言论：阐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青年与人生的价值等。如第一卷头五期的前二、三篇稿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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