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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0章（第1页）

由于四年来主编《新青年》，领导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已是全国著名的人物，所以他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国震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社团、机构深为愤怒，纷纷致电致函政府，要求释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陈独秀的人士中，既有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反对甚至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人。后者主要出于对陈独秀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的敬佩，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称：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安徽省长吕调元在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中，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于过激派无涉。”甚至在北京大学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守旧派教授刘师培，也来报答当年陈独秀营救他的恩情，在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143]

自然，这些人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过激，也在情理之中，陈独秀是绝不会同意的。

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营救陈独秀，主要出于对他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功绩的赞赏，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借此机会正好检阅了一下自己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到陈独秀这颗“思想界明星”，如此闪烁！

如一直不注意群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只注重少数人武装起义和依靠地方军阀进行共和革命的孙中山，受到学生运动的震撼，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并深刻认识到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五四以后“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动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惟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44]孙中山从此开始改变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145]“欲图根本救国，非使国民群悟觉悟不可”。[146]——革命救国应该从思想和文化上启发国民的觉悟入手！这个认识就很接近于陈独秀的思想了。

孙中山是一个实干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动，6月8日就指派戴传贤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榜样，创刊《星期评论》；8月1日，又指派朱执信创刊《建设》杂志，加入了新文化运动行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正在这时，传来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此时与陈还素不相识的孙中山，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崇敬，立即投入营救活动。他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的“南北和议”代表许世英时，气愤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147]孙中山当时是全国第一的革命领袖，也是当时广州军政府的精神领袖。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岑西林也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请释陈独秀。因欲与南方谋和，徐世昌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148]所以，此次陈独秀获释，可以说孙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中影响以及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地位与分量的，是与陈独秀一起进行斗争的人们，如李大钊等，还有亲身聆教于陈独秀的毛泽东等人。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说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149]同期，还发表署名“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称“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最干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何如？”李辛白的诗《怀陈独秀》，更是悲情诉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远在上海的李达，也深表敬意：“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眬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示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150]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带着遍访新文化运动干将而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的感受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14日，得到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消息后，毛泽东就仿效《每周评论》创办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想为宗旨”。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即“民众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民众联合的方法，做“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湘江评论》第2～4期中，毛泽东专门发表重要连载文章《民众大联合》，阐述陈独秀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五四群众运动，总结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民众大联合而失败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立即受到全国舆论界的注意。陈独秀入狱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其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适则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介绍《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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