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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1章（第1页）

然而，陈独秀当时虽然还迷恋于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义，却拥护接近第二国际主张的阶级调和政策，在上述文章中宣称：“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

正因为他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所以，在十月革命前有人把社会主义视为“近世文明之真谛”，要陈独秀研究宣传时，他断然拒绝，指出：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9]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理智而深刻的！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近百年后今天的国情。所以，当一个月后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表示高兴，并预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俄国，“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10]这种思想都是从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出发的。

但是，历史的曲折，往往在短时间内难遂人愿。几个月后的十月革命，竟把陈独秀称赞为“御外敌”、“弭内乱”，不与德国“单独言和”的临时政府打翻了；代之以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赔款60亿马克的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单独言和的苏维埃政府。继而，在陈独秀处在难以理解的惊讶中还未醒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又戏剧性地以德国等一方失败而告终。1918年秋，这一极大的冲击波，很快使人们将心头那片苏维埃曾与德国“单独言和”的阴云放置脑后，[11]而陶醉在协约国的胜利中，尤其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称赞十月革命对大战胜利的影响。《新青年》编发了一期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号，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射vis的胜利》，[12]都是歌颂苏维埃劳工新政权的。

但是，陈独秀还是陈独秀，他的心情与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日子里，即11月15日，写了一篇《克林德碑》，坦露他的心绪：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13]

请看，他关心的还是：一、政治体制（德国因失败君主体制倒了），二、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与专制统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国联军入侵时，义和团运动以愚昧落后的宗教和统治者专制的方式去抵御外敌的入侵，结果得到了一个耻辱的“克林德碑”。现在，由于德国的战败，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国何时进步呢？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救国道路，他一点也不感兴趣。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可见，十月革命一年后，他的信仰还是民主共和！对于俄国的苏维埃道路，根本不予考虑。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闻》甚至评论陈独秀对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是取“防遏”态度的。厚道的李大钊，虽然写了《bol射vis的胜利》的文章，但联系到中国国情，也是拥护陈独秀的主张的。[14]直到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俄国苏维埃前夕的1920年1月，他还在回答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提问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时说“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当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经9年，但他说：“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帝政底苦功。”[15]而且从上述所阐述的理由看，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冷热不同的鲜明态度，完全是从当时的中国国情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好恶的感情出发的。

但是，时代的潮流毕竟强于人意。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澎湃席卷各国的激进派，连陈独秀这样的人也难以抵挡。

陈独秀第一次对苏俄新政府表示同情，是在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中。针对“日本人硬把bol射viki（即布尔什维克——引者）叫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和平”的情况，他为苏俄大抱不平：“bol射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射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权利，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16]

那么，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明确表示接受“bol射viki”——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呢？

首先还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入侵以来，特别是1901年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多少中国人为收回被掠夺的国家主权而前仆后继地奋斗，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以全国人民的激烈斗争，保住了山东的权利，陈独秀也因此坐牢近三个月，并且丢掉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可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发表了要放弃沙皇俄国过去在华掠夺的权利的宣言（虽然以后在执行时并不完全，如中东铁路，就以国民党政权是“反共政权”为名，一直拒绝交还中国，这是后话）。这个宣言在发表一年多后，终于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31个社团发表感谢电。陈独秀自然也就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17]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口吻是赞扬的，措辞却是谨慎的，说明还是有所保留，坚持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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