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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0章（第1页）

可见他也承认这是要什么“主义”之争，而不是要不要“主义”之争，而且他从此开始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立场。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把谈主义贬斥为“阿猫阿狗都可以干的事情”，要求大家都抛开主义，只注意眼前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验主义为指导实行改良。这是他改良主义政治态度的首次声明。对于胡适一生思想转变也是一个标志，从一直表现为“不谈政治”的无党派人士，转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有鲜明立场的政治代表人物。7月26日，曾琦就写信给胡适，“万分佩服”其文“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际的言论痛下砭鞭”。李大钊则立即做出回应《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十分分离”，为了要解决一种社会问题，就需要有动员大家一致努力的一种理想的主义，不能因有人冒某种主义的牌号，便放弃正当的主义。然后李明确挑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116]

紧接着，胡适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117]也明确表示他主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他指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养成“阶级的仇恨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说，当时，正是争论正在激烈时，京师警察厅总监把他找去，“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过完了”。[118]8月30日北京警察厅下令查封《每周评论》。31日出版的刊有《四论》的《每周评论》成了终刊号。十几天后陈独秀出狱时，这场论战已经终止。于是，陈独秀对这场论战的态度，就成了一个谜！其实，从陈当时的文章、演说和对他深切了解的李大钊、胡适的评论看，这个谜还是可以解开的：开始是“中立偏胡”，然后“偏李批胡”。

在这场论战前，即5月份，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由胡适陪同巡回做报告，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陈独秀虽不似胡适那样成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时有赞赏之言，说明他对实验主义是赞成的。直到他11月2日写《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还说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拿英美作榜样”，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而与这篇文章同时发表的《〈新青年〉宣言》，在阐述《新青年》同人理想的新社会后，还宣布：“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19]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拿达尔文的进化论做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实验哲学也是建立在此进化论基础上的。所以，陈独秀接受起来很容易。台湾资深学者余英时甚至说：“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是接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120]这个说法，除在时间上有颠倒之误外，意思还是可以的。（即与其说是陈接受了胡、杜影响，不如说后二人的影响适应了陈的需要。因为陈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早在1915年就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兰西文明中产生了，怎么能说是接受了1919年胡、杜的影响呢？）所以李大钊在答胡适的文章中，转引日本《日日新闻》的评论说：“仲甫先生和先生（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潮流。”[121]胡适晚年也回忆说：“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设想得太多。”[122]

同时，也应该指出，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是激进的革命派，因此又是与主张“根本解决”的李大钊心心相通的。早在胡适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中形成改良主义思想时，陈独秀就已经抛弃康梁改良派，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共同奋斗的腥风血雨中培育起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暴力革命观。1919年4月27日，五四运动前夕，他在评论南北政府代表和平谈判状况时，就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123]在五四运动中，他又发出国民“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24]的号召。这里就埋下他必然与胡适分裂的根源。

正因为这场论战不是主义与问题的争论，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争论，所以，一旦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之时，也就成为他告别胡适之日。十几年后，胡适为此而感叹道：“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125]

胡适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点自大。因为在北大时陈从事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当然要团结胡、陶等新生力量，一致对外——封建顽固派，并非是陈受了胡、孟的影响。至于在编辑过程中，某具体问题的争论及破裂时《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有时的确考虑过胡的意见，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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