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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1页）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ldo;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rdo;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ldo;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rdo;，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ldo;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rdo;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ldo;欲&rdo;和&ldo;动&rdo;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ldo;游观&rdo;、&ldo;田猎&rdo;，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ldo;改革&rdo;、&ldo;兴作&rdo;，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ldo;清静无为&rdo;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ldo;端居垂拱，面南而治&rdo;。孔子说：&ldo;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rdo;

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ldo;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rdo;《通典》记载隋文帝时期天下富足情况时说：&ldo;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富，亦魏、晋以降之未有。&rdo;到隋文帝末年时，&ldo;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rdo;。

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藩王虽然权力也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继位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的。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地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对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都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绝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据袁刚《隋炀帝传》记载，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的人，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斗拔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ldo;施机关，能起坐拜伏&rdo;。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ldo;招募行人，分使绝域&rdo;，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ldo;龙种&rdo;，后&ldo;无效而罢&rdo;。就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ldo;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rdo;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ldo;好奇心&rdo;、&ldo;探索欲&rdo;、&ldo;创造力&rdo;、&ldo;新鲜事物&rdo;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外一些可怕的词汇‐‐&ldo;不安分&rdo;、&ldo;破坏性&rdo;、&ldo;颠覆&rdo;‐‐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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