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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这里所谓“不好看”，也就是“好看”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学”的概念。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术语出之。到“中体西用”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和“西学”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但此时的中西“文化”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术语的转换正提示着思想界典范的转移。冯友兰回忆说，梁漱溟在1920年做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梁本是少不读诗书的，所以趋时较快；其学说很可能也主要以能趋时而行于世。因为梁氏学问，以自身的真体味见长，本不是容易造成轰动者；可知其学说的风行，多半是因为能得风气之先；其所借重的，正是思想界典范转移的东风。不过，思想界虽然有了从“中西学”到“中西文化”的典范转移，前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遗传给了后者。连北京大学的教授，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仍不能有一个肯定的诠释，遑论一般人。[41]这大约也是梁氏学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胡适的哲学史所起的开风气作用还不止在中国，罗素就认为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蔡元培指出的胡适所具备的许多人没有的长处，也基本适用于西方的汉学界。罗素指出，西方几乎没有一身兼汉学家和哲学家的人。以前西方人读到的中国“哲学”著作，都是由基本不懂哲学的人翻译的，译者对中文原著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而真懂哲学的西人，又读不懂中文。简言之，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的“哲学”一直是隔膜的。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之人，且能以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这在看不起美国人的罗素是褒中略带贬义的）表达出来。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的沟通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42]这个划时代的作用，要到冯友兰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才顿减其开拓意义，这就是后话了。

吴稚晖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流弊”，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43]这虽然是吴氏的门户之见，但也从反面论证了胡适开风气的影响有多广泛。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特别是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子》，尤为当时人所推重。吴稚晖并不是无的放矢。梁启超治诸子学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特别在“墨学”上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这时他恰好脱离政治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就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辨新诂》的刺激之下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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