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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胡风受审查（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我因胡风受审查

1955年5月，毛泽东把胡风等人钦定为反革命集团。没想到我竟为此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甚至在“文革”还有余波。

我从上初中起，喜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开始受到鲁迅、巴金的影响。至于胡风，因为鲁迅称他为“朋友”，我一直把他当成进步作家；而他的作品，也正如鲁迅所说，“文字的不肯大众化”，我读得很少。我和一些朋友，特别是破晓社的成员，喜欢朗诵“7月派”诗人鲁藜、天蓝和绿原的诗。1949年，通过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杂志，我知道胡凤等人，与我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有争论，但从不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我不可能有那样“高”的“觉悟”。

破晓社是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罗泽浦（即罗洛）是破晓社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他的诗写得好，在反内战、反独裁的立场上，我们志同道合，非常友好，一起合写了“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破晓社社歌。不久，罗泽浦参加《学生报》，认识了方然。我们办《破晓半月刊》时，罗泽浦主编的文艺版上，发表过方然和绿原的文章。我和方然，只有一两次见面，没有单独接触。绿原到成都时，通过罗泽浦向我借过一张条桌，我把桌子送去，仅此而已。不到一年，罗泽浦与我们之间发生分岐：一是我们不赞成方然主办的《呼吸》杂志，骂郭沫若、巴金、何其芳和沙汀等进步作家；二是不赞成《呼吸》杂志有的作者，把接近群众，批评为市侩行为。此外，还觉得《呼吸》杂志的一些作者有小圈子或小山头的现象。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一场辩论之后，破晓社把罗泽浦开除，罗泽浦也宣布退出破晓社。那时我十五、六岁，在成都华西协合高中读书。

全国开展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既然我认识的罗洛、方然和绿原被定为胡风分子，我立即主动把上述情况向机关党委汇报，还将我保留的一张有罗泽浦合影的照片交给党委。我时年26岁，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

党委要我交出我在解放前发表过的作品。从1945年到1948年，我发表了近百篇习作，完整地贴在一个大本子上。1949年，我在重庆学运中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我撤退回成都。离开重庆前，我把这个大本子交给一位姓冉的地下社员，托她保管。1950年我再回重庆时，冉同志已把大本子丢失了。当时年轻记忆好，我把所有的习作，何时何地、发表在什么报刊上、文章题目和所有笔名，全部记录在案，请党委审查。

6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要我交待问题。

我表示所有有关情况，全部说清楚了，没有任何隐满。于是领导和群众就对我“打态度”，批我不老实。我说对我影响大的作家是鲁迅和巴金，不是胡风，又批我“擦脂抹粉，美化自己。”……

这样的批判会，大概开过三、四次。

我平时与同志的关系好，有说有笑，亲密无间，但从第一次批判会起，几乎所有人立即与我划清界限，不和我接触，不与我交谈，碰面时目不正视，连点头招呼也不打了。上班时间，我只能在办公室学习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交代材料。在中灶食堂吃饭，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任何人理睬我。我陷入人生从没有过的孤立。

我一度感到委屈。我一直喜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1945年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参加历次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学校把我暗中开除，“六。一”被国民党逮捕，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为党工作直到解放，怎么一下被怀疑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呢？我根本没有问题，相信党最后能做出正确结论。我的妻子一再要我“正确对待，经受得起审查”。对一些过头的批判，我开初很反感；后来，我想在战场上作战，也有误伤自己人的时候，也可以理解。这样，我很坦然，没有精神负担。我每天衣着整齐，吃得下饭，睡得好觉。

9月22日上午，机关同志陪同公安局同志，拿出搜查证，对我寢室和办公桌进行搜查（实际是抄家），拿走我所有的笔记本、信件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和一些照片。从此，不仅不让我外出和通信，也不让我的妻子周末回家。以后得知，搜查我的那天，公安局也派人到重庆第二钢铁厂，对我妻子的宿舍进行了搜查。

在审查的过程中，似乎又抓住了我“现行”。一位领导说，团沙坪坝区委有同志揭发，说我前几年在群众集会上，经常朗诵胡征的诗《入党表》，诗人胡征目前正因胡风问题被审查。我确信《入党表》是一首好诗，并说明自己是在一本杂志上发现这首诗的，因为喜欢而朗诵，并不认识胡征。此事我另有专文，不赘述。

同时，还要我就自己受“胡风的影响”，写思想捡查。

这种检查很难写。我努力回忆，这个“集团”的观点，有两处我是赞成的。一是“主观战斗精神”。我和一个朋友曾认真阅读舒芜的《论主观》，因为涉及许多哲学问题，没有读下去。我理解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不怕客观环境恶劣，敢于向旧社会宣战，所以赞同。二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战斗”。这个问题不复杂，很容易接受。联系到前几年每次的年终鉴定，批评我有“个人英雄主义”，于是我把自己各种缺点，都与“主观战斗精神”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地做检查。一位领导看了，认为大体可以，但深挖思想根源不够。我不知道怎样深挖。他启发我是否想到“以后当成都市委书记”？解放前的我，知道有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出过叛徒，受过气节教育，有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根本不知道胜利以后的“市委书记”是啥模样，无法设想。我说，成都刚解放分配工作时，上级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还因此受到几句批评。王宇光（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贾唯英（我的入党介绍人）可以作证。

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每天我到指定的屋子写材料、反省交待；平时不许走出机关大门，不准与外界通信和通电话，周末不许妻子回家。即使得到允许外出理发，也有人跟随监视。只有下班回到寝室，可以抱抱女儿。女儿是我唯一能接触的亲人，一岁多，我不可能对她说什么，只有亲亲她的小脸蛋，在心里对她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是好人！”

国庆节，好友邱蕴白，从成都来重庆探亲，住在我寝室隔壁。她不避嫌疑，带着她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一起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耍。邱蕴白现已逝世，但她为两个孩子拍的合影，我保存至今。借此表示对她的怀念。

12月初，党委负责人找我谈话，表明经过审查，认定我不是胡风集团成员。还我清白，我当然高兴。但认为我受胡风反动思想的影响严重，还得公开在大会上作检讨，我答应了。说实话，答应得相当勉强，因为我实在怕继续被隔离在一间屋子，没有事干，也没人说话，只听得见屋外挂钟“滴塔、滴塔”的声音，这种日子太难过了。我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听了大家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团市委一位副书记做总结讲话，说我虽然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政治上思想上和胡风集团完全一样！这位同志平常自认为出身好，一贯较“左”，随他说去吧。

做了结论就恢复我的工作。我不再任少年儿童部部长，改任大学工作部部长。没有因接受审查而受到歧视，对我是一个安慰。也证明那位副书记的总结讲话，只是他个人的“高”见。

妻子在周末可以回家了。她知道我没有问题，但这漫长的审查，对她也够难受的。她坚持每月给我母亲写信和寄生活费。她不仅不能回来看我，也不回来看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岁多的女儿。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抽筋住院，她去医院守护了一天，但不能回家。她工作的二钢的党委书记李原、厂长刘培礼多次安慰我妻子，说当年他们在延安经历过“抢救”运动，只要没有问题，最后还得恢复名誉。我深感妻子能与我患难与共，也从心底感谢李原和刘培礼这两位老同志对我妻子的安慰。

我也感谢我家的保姆。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姨妈，我们也叫她姨妈。在我受审查期间，妻子周末不能回家，姨妈把我女儿照顾得很好，还每天督促我喝牛奶吃鸡蛋。后来知道，曾有人动员她揭发我。她说，李同志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不能昧良心乱说。对这位可敬的普通农村妇女，我另有专文《姨妈》记述。

以后得知，破晓社在成都的一些成员也受到审查。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省上审查解放前的各种群众组织时，确认了破晓社是解放前进步青年的组织。还知道四爸巴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任白戈询问过我受审情况。

1956年，共青团中央派我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学生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途中停留访问苏联。团长是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副团长是团中央学校部长曾德林，他是代表团的实际领导。代表团有几位委员，其中有一位叫柯在烁，后为中英香港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我也是代表团委员之一。曾德林不仅安排我单独参加一些重要的分组会议，还派我代表中国学生出席9月2日越南驻捷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我更感到党对我的信任。

195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去成都，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工作。原因是杂志社的原主要领导被打成右派或反党分子，急需新派人去担任领导；认为我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特别是在反胡风的审查中发现我“有写作才能”，似乎非我莫属。我不愿意离开重庆，更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但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红领巾》杂志半月出一期，有六、七万订户，是一项硬任务，那时刚经过反右斗争，社内人心涣散，我必须全力以赴，把大家精力集中办好刊物，按时出刊。我分工一位副手抓社内政治思想工作，她却以此为理由，打小报告，说我对“肃反”有抵触情绪。团省委书记李培根找我谈心，我向他报告了我接受审查的态度和事后党对我的信任，得到了他的理解。1958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我被选为成员，再次访问了苏联。

1964年初，我被调到北京，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必然导致“十年浩劫”。1966年爆发“文革”，我作为“当权派”，先靠边站，再被夺权，后被关进“牛棚”。进“牛棚”当天，1968年4月22日，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让我坐“喷气式”，我的罪名居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高呼口号表示抗议！不少人对我拳打脚踢，幸好我坐着“喷气式”，头被按住，双手被反提，才没被打翻在地。批判会结束后被抄家，押送“牛棚”，关了11个月，接着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12月，一切诬陷之罪均查无实据，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小爬虫”又成了共产党员，但“革命群众”仍时刻监督我们这些人的“新动向”，防止我们“翻案复辟”。

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淸洗运动，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了93人，被定为胡风分子的71人。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人，有的妻离子散，有的神经失常，有的被迫自杀。相对来说，我的遭遇，还是比较轻的。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得以平反。

1981年，我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罗洛到出版社来看望杜谷（即刘令蒙）。杜谷也曾因胡风问题受审，后调任出版社副总编辑。我与罗洛在出版社院子里偶然相遇，我们热情握手。真是历经沧桑，一笑泯“恩仇”。出版社在“四川诗丛”为罗洛出版了他的新诗集《雨后》。不久他从西北调回上海，最后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我们多次在巴金老人家相会并留影。我与罗洛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98年他不幸逝世，享年71岁。

1982年1月，我所在的四川省出版局党组为我平反，撤消了1955年“李致同志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的结论，肯定我解放前“思想是进步的，主要是受党的影响”。党组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坚持实事求是：当年我说过自己“对方然主编《呼吸》杂志的某些错误主张和做法，并不同意”，这一句话，要加在平反结论上。这表明1955年受审查时我没讲假话。我不赞成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拥护为他们平反；现在仍然不赞同他们的某些主张，我不是随风倒的“墙上草”。党组接受了我的意见。

两次被抄家，也给我留下一些后遗症：不再提笔写作，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不能忘记黄启璪同志。上世记五十代年初，我在团重庆沙磁区委工作时，她是树人中学团支部书记，长时期我是她的领导；1983年她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分管文艺工作，是我的直接领导；1988年，她调全国妇联任党组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2000年3月8日，启璪患癌症时，她忍着痛苦，给我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信中说，她想“写一篇文章，名叫《对不起，李致大哥》”。她先说她“深知”我任团区委副书记时，对学校团干部的关爱，朗诵《入党表》给了团员、青年“多大的激励”以及很多年内“同志们亲如一家”。她着重讲了1955年审查我时，自己“这个黄毛丫头”被指定为淸查我的小组长。她说，“我实在弄不明白我该做些什么。……我不得不做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这对于才22岁的我来说，很难很难。有一次，我闻到你在‘交待’时的口气有味，我猜想你一定是渴极了，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应该给您倒一杯水，我是多么的后悔啊！”启璪的信使我非常感动，我立刻给她回了信。我说：“1955年的事，我早已忘了，你还记在心上。此事责任在上面，广大干部和党员何罪？但从这封信，我看到了你善良的心，也让我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代。”

我们的通信，是这次事件的结尾，也是本文的尾声。

今年是我被审查60周年，事过一个甲子了。

201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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