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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精神支柱（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寻找精神支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兴起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即一早一晚，大家挥动着“语录”，先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再祝副统帅“身体健康”。由“革命群众”的头头领喊，其余的人跟着祝愿，连喊三次“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来，发展到打电话或见面时，先得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我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深信不疑，但对“中央文革”所提倡或默许的这些做法总感到不习惯。可悲的是，我仍然积极跟着去祝愿，生怕别人说我“不忠于伟大领袖”。关进“牛棚”以后，成了“专政对象”，没有资格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只能早晚“认罪”，我还感到遗憾，企盼能早一点享受“早请示、晚汇报”的待遇。

在“牛棚”，除了交代自己的“罪行”和参加“劳动改造”，只能学习《毛泽东选集》。我学“毛选”十分积极，主要为了提高觉悟，也为了消磨时间。十一个月期间，我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四遍。凡我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画了红线，而且画得很直。每读完一遍，就叫儿子把学过的“毛选”拿回家，另换新的“毛选”来。如此四次，引起“专政小组”的怀疑。经我说明原因，加上查不出别的疑点，和上次毛毯事件一样，被“挂”起来。“这个李致，看你搞些什么鬼花样！”

没想到我在学习中找到了精神支柱。

开初，我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但越来越感到离谱。我最想不通的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许多做法十分过头，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还被定为“叛徒”。“中央文革”却再三强调“‘大方向’正确”，别的都不值一谈。当读到“毛选”上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

对我的冲击很猛烈，特别是精神折磨。我反复读“毛选”上的：“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给以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段话帮助我保持了心理上的某种平衡。

从“走资派”到“小爬虫”，直到“抓叛徒”的大决战，那个别有用心的人气势汹汹，非把我打倒不可。其实她的招数已用尽。在“毛选”上读到：“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段话很符合当时的情况，她“开始不利”，我“开始有利”了。

在“牛棚”，规定每人必须有毛主席语录牌。这是李致女儿为父亲写的语录牌

还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总得寻求希望。“毛选”上说：“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说实话，“曙光”何日出现，我既无法预测也没有把握，但有希望总比绝望好！

我为自己找到了五条毛主席的语录。“造反派”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语录来打倒我们。“革命群众”打内战，每一派攻击对方时，都要引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立场观点的正确，被称之为“语录战”。我当然也可以从“语录”中找出几条来安慰和鼓舞自己。“革命群众”是受害者，不是敌人，这个界限我是清楚的。问题是“造反派”根本不承认我是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对我们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来说，深知它的珍贵──我也不想自作多情去攀附。不用说，这些都是思想活动，但不能写在《思想汇报》上。至于行动，《专政条例》明确规定“不许乱说乱动”，遵守这条规定就行了。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行动。按规定，每天早晚“请罪”时，规定在祝愿“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每个“牛鬼”都要背诵自己的“罪行”。别人怎样背，我不知道。我就背这五条语录，从而得到一种精神力量。不怕被发现么？不。二十几个“牛鬼”一起背诵，像蜂子朝王，又像和尚念经，谁听得清楚？站在台阶上监督我们的人，洋洋得意：似乎这些“牛鬼”全都被管制得驯服了。

为了多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专政小组”的人同意了。从此儿子给我送东西时，可以带一本鲁迅的著作来，看完再换。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我发自内心感谢“专政小组”的人，并感到别有用心的人毕竟是个别的。

我早在十几岁时，就读过《知识即罪恶》这篇杂文，还写过一篇读后感。鲁迅先生写道：“‘我’梦见自己死去，因为生前求知识，知道‘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经阎罗王审问，被夜叉拱进‘油豆滑跌小地狱’，接连摔了十二跤。其中一人对‘我’说：‘这是罚知识的，因为知识是罪恶、赃物……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我’说：‘现在昏起来吧。’那人说：‘迟了。’”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噩梦，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演呢？我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为什么不昏一点，然而已经“迟了”。

读《阿Q正传》时，差一点笑出声来。阿Q在被枪毙以前先游街，“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行要示众罢了”。这一点我实在不如阿Q，以致在进“牛棚”前，一看到老同志被游街示众，心里便愤愤不平。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说：“乡下人被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磕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回想过去在一些批判或斗争会上，我明明不同意“革命群众”的观点，最后表态时还要“感谢‘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与鲁迅所批判的态度，不一样可笑么？

关于“忘却”，鲁迅有不少议论。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阿Q挨过假洋鬼子的打，这是他“生平第二件的屈辱”，鲁迅描写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些议论震撼了我的心。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

以后回忆在“牛棚”的情景，我总想起当时寻找精神支柱的那些往事。

1996年冬于北京，时值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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