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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打杂工周巍峙侧记（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崇高的“打杂工”

——周巍峙侧记

刚过冬至，气温骤降。穿上羊皮背心写作，十分暖和。这件背心是周巍峙周老送给我的。

周老是著名的音乐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为抗日战争的歌作曲。1951年，唱遍全国的《志愿军战歌》，也是周老作的曲。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老是总导演之一。1996年，全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周老当选为主席，我才认识他。

周巍峙与李致

那次文代会会前，主席曹禺突然逝世，大家都关心谁来担任文联主席，也有人为争取自己当选而活动。最终提名周老为候选人。记得介绍周老的情况时，除了讲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外，特别强调周老朴实忠厚，能团结各种不同的人。这样的人品，作为文联主席，十分重要。众望所归，周老获高票当选。许多代表，包括我在内，都非常高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周老同车。谈到文联的工作，我们都认为文联和各协会是艺术家的群众组织，各种工作和活动都应遵照文联和协会的章程办事，要充分发挥主席团和艺术家的作用，党组不要违反章程或包办一切；文联的主席、党组成员和工作人员，要与艺术家交朋友，不要当“文艺官”；文联不要机关化，要成为艺术家之家；等等。这些共识拉近了我和周老的距离。

这以后，周老多次来成都。

2002年6月，周老专程来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五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

当时，正值振兴川剧二十周年。我把刚出版的拙作《我与川剧》送给周老。第二天早上，周老说，他昨晚先看了《我与川剧》附录中魏明伦写的《我心中的李致》。当天下午，我和川剧研究院杜建华去周老住地看望他，做了较长的交谈。周老认为，振兴戏曲是一个系统工程，并强调了剧本的重要性。他欣赏魏明伦，说魏明伦很有才气，改革开放以来写了十个戏，《四姑娘》写得很好。领导要爱才，有些人看不惯有才气的人。周老对我说：“你在保护人才。”周老又说，魏明伦有些事找他，他也很支持。

周老强调领导要尊重艺术规律。他说有些领导对文艺“热心”过度，管得太具体。陈毅陈老总过去说过，有时要有为而治，有时要无为而治。周老举周恩来总理为例：曹禺写《王昭君》，总理要周老去看曹禺，嘱咐周老不要催曹禺，只问曹禺身体怎样。总理说，你不催曹禺，曹禺自己也会说。周老说，关于艺术创作，他讲过三十二个字：“文学艺术，质量第一，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切忌浮躁，更忌浮夸，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文艺界要有不同声音，一潭死水不好，都是一个声音也不正常，不要搞得过于紧张。精品不是号召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现在有些地方，搞创作和演出，以获奖为纲，获奖不能成为目的。

关于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周老说：“共产党员必须讲原则，更必须讲感情。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与人民生死与共，情同骨肉。如果只有工作关系，没有感情，是打不败敌人的。要与作家艺术家交朋友，朋友关系没有压力。有的同志说真话，即使有错误批评一下就行了。怎么能随意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中国知识分子叫‘士为知己者死’，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周老的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多启发。

周老和夫人王昆（歌唱家）都非常尊敬巴金老人。在巴老百年华诞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金选集》（收藏本）。我请儿子和女婿，代我把这套选集送给周老和王昆。以后，我儿子选编了《巴金祖上诗文汇存》（上下卷），请周老题签，周老慨然应诺。

2002年12月，周老再次来到成都。12日，我的日记记有：“周老为我所敬，乐意去看望他。我去得较早，为了让周老休息，未去打扰，而周老却主动来找我。畅谈约一小时。”14日，我再去宾馆看望周老。送周老一本四川出版的巴金的《讲真话的书》。周老说他刚读了我在上海《文学报》上的文章（即《巴金教我学会理解》），写得“有感情，很动人”。席间谈话，周老还谈到王昆曾在病房为巴老一个人演唱的事。周老特意对我说：“王昆的眼光很高，佩服的人不多，她佩服巴老讲真话。”

那是在1998年11月的一天，王昆同志与周老一起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老。王昆感到任何礼物都无法表达她对巴老的心意，只有为老人唱几首他爱听的歌，才能表达内心的敬仰。那天巴老坐在矮椅上，王昆蹲下来，贴着巴老的耳朵，轻轻地唱起了歌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还唱了《南泥湾》。王昆对巴老说：“我再用你家乡的四川话，唱你家乡的民歌《槐花几时开》，您看像不像？”巴老听完兴奋地用力吐出两个字：“好！像！”王昆一生中只为两个人开过“专场音乐会”。另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为一个头部受重伤的战士。两次都是只为一个观众演唱，这是中国文坛的佳话。

2002年12月17日，四川省文联通讯员送来周老为我写的两幅字。一幅是“读李致近作有感特录清张问陶诗句以颂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周巍峙壬午冬”。另一幅是“李致老友雅嘱两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录陆游名诗周巍峙壬午冬于锦城”。拿着周老的两幅字，我深知周老鼓励我要这样作文和做人。我打电话向周老表示感谢。

几年前，我曾在《随笔》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周老介绍一位著名戏剧家入党和拒绝劝其退党的文章。这位戏剧家，思想进步，很有才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由周老介绍入党。1987年在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中，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要周老劝这位戏剧家退党，周老拒绝了。周老认为，这位戏剧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听周总理的话，是共产党的朋友，敢讲真话，错划为右派后还写了不少好文章，虽有缺点但不反党。周老不后悔当年介绍他入党，也不后悔拒绝去劝他退党。我佩服周老这种是非分明和坚持原则的精神。

2011年4月11日，一位女同志来电话，说周巍峙周老第二天上午来成都，准备下午来看我。我立刻说不敢当，该我去看周老。对方说，原来也是安排我去，但周老执意要来看我。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

第二天下午三时半，周老准时到，我们极为热烈地拥抱。周老说，这次只准备看马老（马识途）和我的两位朋友，可惜马老不在成都，到北京去了。谈到“文革”时，周老说“文革”从宣传、文化部门开刀，他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他被打成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法国特务；王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香港特务；大儿子被打成叛国分子；一家人被隔离审查，以后他和王昆又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批判。好在周恩来总理很关心周老和王昆，说：“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从小参加革命，更没有什么问题。”周老对周总理充满感激之情。

周老非常平易近人。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但不喜欢别人叫他部长或主席；他喜欢人叫他老周，他说如果表示尊敬，叫周老也行。在周老八十寿辰时，同事和朋友为他出了一本书，名叫《众人说老周》。周老对我说，他接触的人很多，但对朋友他是“有选择的”。

五时，周老一行告别。我把他们送到楼下。周老再一次和我拥抱。上了汽车，周老不断地向我挥手，我目送到汽车转弯，直至看不见。

最近一次看见周老，是今年4月12日，离上次见面刚好一年。前一天，随他来成都的田敏，打电话告诉我周老来到成都，住文翰宾馆。我12日上午十时到达宾馆时，周老正在看电视。

周老热情地接待我。与去年相比，周老的精神稍差一些。室内有一部轮椅，田敏说为减轻周老腿部的负担，用轮椅推周老外出。

我们相互谈了自己的近况。

周老说，他现在活动不多，全国文联的事很少。受中宣部之托，他在审定《民族志》。有些老朋友请他为其著作写序，他乐意执笔。还回顾了他去年去过的几个地方。

我谈到自己继续在写“我的人生”。

我带了相机，请田敏为我和周老拍照。我说以前几次拍照，效果不理想。周老说他遇闪光老是闭眼。这次合影，照片拍得蛮好。

周老原说留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交谈一个小时之后，我想到周老毕竟九十七岁了，应让他老人家休息，便起身告辞。周老请田敏拿出一件宁夏出产的羔羊毛背心送我，说这是他去年在银川买的，穿上很暖和，买了几件准备送朋友。这次带了一件送我，让我冬天穿着便于写作。

周老让田敏用轮椅推着他，送我到宾馆大门。

周老曾写过一首自嘲诗：“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望着挥手告别的周老，想起这首诗，我心里充满对周老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2000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