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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克难关（第2页）

数学和汉字，这两种代表不同意义的学科和符号，被王选和谐、紧密地结合起来，一系列世界首创的神奇发明诞生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使汉字字形信息以1比500的比率高倍压缩；设计出一套递推算法，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高速复原成字形，而且适合通过硬件实现，为进一步设计关键的激光照排控制器铺平了道路。

更独特的是，王选想出用参数信息控制字形变大或者变小时敏感部分的质量的高招，从而实现了字形变倍和变形时的高度保真。

印刷用的汉字根据需要有大小不同的字号，1975年，中国报纸的正文字是五号，书刊的正文字一般也是五号。因此王选把五号字看作主体字号，使其字心正好是9696个点，成为常规计算机字长的整倍数。所以，当他把系统的输出分辨率定为742线／英寸（DPI），刚好满足书报对文字分辨率的要求。

王选后来说：

这个分辨率一确定，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汉字笔画多，尤其是横道很多，在字形变倍特别是变小时，笔画会出现粗细不匀。比如“量”字中有九道横，同样宽度的两道横当字形变小后会变得宽度不一样。在1500DPI的高分辨率照排机上，这一细小差别对文字质量影响不大，而在我们选择的742DPI时，应该一样粗的横道变倍后却粗细不一，明显影响了文字质量。竖也有类似问题，但竖一般比横粗，数量相对少一点。怎么才能保证一个字在变大尤其是变小时的质量呢?我想出用参数这一附加信息来描述横宽、竖宽，并保证本来一样宽的横或竖变倍后仍维持相同的宽度，使742DPI下的小字仍旧美观匀称。

王选的这一发明在1975年是世界首创。

与汉字相比，西文字母笔画少，结构简单，而且西方工业技术先进，选择的都是1000DPI以上的高分辨率输出，文字变倍后基本不存在质量变化，所以也就不必用附加信息控制敏感部分变倍后的质量。

直到1985年，300DPI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大量流行，在300DPI分辨率下，西文也出现了变倍后的文字保真问题，才有人想到用“提示信息”描述字形的宽度、间距以及需要保证对称的敏感部分，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才在西方大大流行起来。

1975年9月，王选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模拟出“人”字的第一撇。

这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重大突破，38岁的王选有过人的胆识和信心，他用数学和智慧轻轻一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大门被轰然打开了。

然而，此时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拖着长期病弱的身体凭空想像出来的数学游戏。

积极争取领导的支持

在攻克技术上的最大关之后，王选又面临着另一个难关。11月初的北纬旅馆论证会，给了王选第一个沉重打击。

自从着手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以来，王选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实际使用，仅靠北大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协作单位的支持，最好加入到“748”工程中来，把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这个子项目争取过来。这也是北大成立会战组时定下的目标。

1975年，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子项目以及100多万元经费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并指定北京新华印刷厂为第一用户。

为了论证我国精密照排的技术方案，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在宣武区的北纬旅馆召开了方案介绍和论证会。全国各地的多家单位带着自己的研究方案和成果相聚北京，跃跃欲试，都想从中脱颖而出。其中研制二代机的几家更是信心十足，志在必夺。

对于北大和王选，这是一次极好的展示机会，王选、陈??征得学校同意，参加了会议。

公共汽车上，陈??小心翼翼地护着包，里面是夫妇俩辛苦多日的成果：一个用字形信息压缩方案、通过软件还原、宽行打印机打印的“义”字，是3张打印纸拼接起来的，展开大约有五六十厘米见方。之所以选“义”字，是因为这个字的压缩信息简单，并且包括了撇、捺、点3个不同笔画。

王选虽然参加会议，但身体太虚，说话无力，仍让陈??代作报告。虽然讲过几次，但这次不同，关系到能否争取到国家项目和经费，因此陈??感到压力很大。

新华社的钱乔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字模管三代机和小键盘编码输入方案，科学院自动化所的毛绪瑾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制的飞点扫描西文三代机方案，新华印刷厂的贝贵琴介绍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字模平板移动、静止曝光的二代机，樊景泉则介绍了上海有关单位的研制情况。

王选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义”字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新华社孙宝传在会上明确表示北大的方案很有发展前途，应该支持北大继续研究。

孙宝传是新华社技术局的技术专家，1974年被派到新华印刷厂参加“748”工程的筹备工作。

此时，孙宝传也在调查并研究汉字信息压缩技术，听了王选的方案，他立即有一种不谋而合、找到知音的感觉。

会后，孙宝传把自己的想法和王选进行了交流，鼓励王选一定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王选的方案，在许多人看来是太超前了，近乎在玩“数字游戏”，因此，最终没有被会议采纳。

大多数与会者对字模数字压缩信息在存储器里能否容纳得下、字模压缩信息复原的速度能否跟得上汉字输出设备的速度、复原后的字模质量能否满足印刷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抱有一定的疑虑。

经过几天论证，会议最终还是选择了所谓“现实可行”的二代机作为“748工程”的正式方案上报。

王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了，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二代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选择二代机不只是一个技术决策的错误，还将给国家带来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将延误我国在照排领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他又意识到，依他个人的力量，是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决定的。

王选还是决定不受影响，准备继续干下去。此时他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巨型机之父克雷所说的：“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做不成，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自己动手做。”这句话给了王选很大的启示，并且始终鼓舞着他。

不过，幸运的是，此时除了孙宝传，还有两个人对北大的方案深感兴趣。

一位是新华社技术局的王豹臣，作为“748”工程的5个发起单位之一，新华社被定为第一用户。但通过一个阶段的试验，王豹臣他们觉得二代机问题太大，不仅速度慢，灵活性差，而且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很难满足报纸的要求。相比之下，王选的设计思路超前，可行性也很值得研究。

北纬旅馆会议结束后不久，王豹臣便率人于11月26日、12月19日两次来北大了解情况，观看软件还原字形的演示，对北大方案进行了解。

另一个人是四机部“748”工程办公室的干部张淞芝。

其实，早在会前一个月左右，张淞芝就来北大听取过有关字形信息压缩技术的简单汇报。

11月27日，就在王豹臣来了解王选技术的第二天，张淞芝又一次来北大，经过一番更为详细地调研，他开始倾向于北大方案。

王豹臣和张淞芝一协商，决定联合对北大进行一次“会诊”。

1976年2月11日，春节刚过，新华社、四机部和十五所的一行多人在北大召开会议，正式听取了方案介绍。王选看得出，与会专家问得很仔细，对自己的方案表示出赞许的态度，事实上这次介绍的确对日后项目的下达起了很好的作用。

2月25日，王选等人第一次来到新华社，王豹臣很明确地对王选说，新华社赞成采用北大的方案，并且会向上积极争取。

这时虽然还隆冬，王选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他深知有了新华社的支持，事情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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