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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道士派的儒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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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

本章所谓“道士派的儒学”，乃指一切灾异派的《春秋》学，《洪范·五行传》派的《洪范》学、占候派的《易》学，及其他有同等性质的儒家。这一派的思想本当不起“哲学”两字，但有两层原因，不能不略讲这些学派。

第一，这一派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很占势力，许多迷信，都借它做护身符，许多思想，都受它的束缚羁绊。如日食的迷信，求雨的迷信，不但存在民间，甚至见于政令。

又如《易》学，魏晋人推翻了汉人的“道士易”，到了邵雍以后，又生一种变相的“道士易”；到了清朝，那些汉学家想要推翻宋人的“道士易”，不料又恢复了汉人的“道士易”（如惠栋、张惠言的《易汉学》）。这是第一个不能不讲这一派的原因。

第二，东汉、魏晋人的哲学思想，全是这一派道士儒学的反动。不知汉朝的儒学退化到怎样下流的地步，便不能了解王充、王弼一班人的真正价值。若要证明魏晋哲学是中国思想的光明时代，先须懂得魏晋以前的一个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黑暗时代。这是我讲这一章的第二个原因。

儒家对于“道士派”的关系，也起得很早。孔子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等话，全和他有病不肯祷神，及“不语怪力乱神”的行为是一致的。

他的《春秋》所记灾异，依我看来，不过是因为“灾”是关于民生的大事，“异”是不常见的事，故值得一记，未必有天人感应，上天谴告人君的寓意。《公羊》《穀梁》两传解说灾异各条，除一二条外（如宣十五年“冬蝝生”一条），都不曾说是上天谴告人君，也不曾说是人事的感应。

但是荀卿说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秦始皇封禅泰山，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议封禅仪节，虽然不中始皇的意，却不是反对封禅的。可见子思以下的儒家已渐渐的趋于“道士派”。

那时的君主又极力提倡道士派。燕昭王、齐威宣王使人入海求神仙，秦始皇功业更盛，长生不死的妄想也更利害。汉高祖本是一个没有学术的无赖，所以一面用太牢祭孔子，一面又立了许多淫祠（见《郊祀志》）。

文帝信公孙臣的土德说，新垣平的望气说，那时的儒生如贾谊之流，也倡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种种道士的话。到了武帝，迷信鬼神、仙人、方士、封禅、祠灶、祠后土、祠太一，做种种极可笑的事。

方士中，如少翁封文成将军，栾太封五利将军，一月中，得四个将军印。封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天子亲如五利之第……”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掔（古腕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郊祀志》）

五利将军、乐通侯、天道将军、栾大的信士弟子刘彻，就是那个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尊儒术的汉武帝。有了这样的皇帝来提倡儒术，儒术自然不能不穿上一件天道将军的“羽衣”，方才可以立得住脚。

所以武帝叫那班儒生博士议封禅的典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天子欲仿黄帝以接神人……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上尽罢诸儒弗用。”可怜他们白白地费了“数年”工夫去学射牛，究竟还不配参预那“比德于九皇”的封禅大典！（以上所引书皆见《汉书·郊祀志》）

以上所说，乃是儒学渐渐同化于“道士派”的略史。以下再说“道士派的儒学”。

一、道士派的《春秋》学

《汉书·五行志》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仲舒本传也说他“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我们闭了眼睛还可想见那位“一代儒宗”叫人闭了南门，禁人举火，他自己站在北门城楼上指挥用水洒人的妙景（此用颜师古注语意）。上章已说过董仲舒论“天人相与之际”的学说了。

他论《春秋》灾异之变的根本学说是：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老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对策》一及三）

这种说话，依我看来，全不是《春秋》记灾异的本意。孔子若真是“不语怪力乱神”，又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决不致有这种思想。况且孔子的天道观念多属于自然的。

《论语》里还偶然有主宰的天的观念（如“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易·系辞》的天便完全是自然的天。似乎不致有这种完全“谆谆然命之”的天。细看《春秋》所记灾异，都不过因为是“灾”、是“异”，故不能不记，并无他意。

例如，隐三年日有食之。《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五年螟。《公羊传》曰，“何以书？记灾也。”又如桓三年一面记“日有食之既”，一面又记“有年”。可见记灾异与记“有年”同为史家本分的事，并无深意。

又如宣十五年书“初税亩”，又书“冬蝝生”（“蝝”是蝗虫子。）《公羊》、《穀梁》两传都以为是税亩的天灾（《穀梁》此条语意不大明白）。但次年即大书“冬大有年”。又可见书“蝝生”与书“大有年”同为史事，并无天人感应之理。《汉书》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一个“始”字明说他始创这种灾异感应之说，并非《春秋》的原意了。

我以为董仲舒所以造出这种学说的理由，只因为他有一个“屈君而伸天”的观念（说详上章），要想用灾异的话来做一种裁制君权的利器。那是有深意的主张。再不然，便是因为他本是有道士气的人，心中迷信天变阴阳之事，故附会《春秋》以成此说。这是无深意的主张。

无论怎样，董仲舒创出了这灾异派的《春秋》学。这一派的根本方法（逻辑）也要算他所说的为最明白。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议高庙高园便殿灾”，见《五行志》）

这是一切灾异家的逻辑。其实只是一种极浮浅的“历史的援例法”。所重的只在“同比”“伦类”的现象。

例如《春秋》定二年，两观灾，天意要鲁侯去“僭礼之臣”，哀三年，桓宫、釐宮灾，“天意若曰，燔贵而去不义”；哀公不能懂得，故四年亳社又灾。凡此皆天意欲鲁国“去乱臣而用圣人”。这都是历史上的例。

今武帝时辽东高庙灾，后来高园便殿又灾，是与《春秋》所书为“同比”，由此类推，可见天意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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