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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儒教（第3页）

帝国由多民族组成，使京城里有这么众多部族和地方的宗教教派及迷信活动，这些都成了国教中的组成部分，全归祠官管辖。迷信的朝廷和百姓杂乱无章地崇拜着其中的任何一个寺院庙宇，幻想着祝祷着神灵能保佑他们。

如上所述，汉代的缔造者们出身十分寒微，一般地说，天然受制于各种形式的迷信，不过仍有显著的例外。如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太后及他们的儿子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时的状况就不是一样。

但总的来说，朝廷和皇族都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人，是他们使大量的原始崇拜提高了声望，因为在他们取得显赫地位以前曾经利用过这些东西。在这些普遍流行的迷信崇拜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礼拜长安城的“神君”。

长安附近有一位年轻妇女因难产死去。据说她的鬼魂常常出现并与她的妯娌谈话。这位妯娌开始在她们的屋子里礼拜她。很快这里成了轻信的老百姓们朝圣礼拜的中心。

鬼魂通过其中的一名妇女说话，这名妇女就成了所谓代神传谕的巫师。凑巧在众多的神君崇拜者中有一名地位低微的妇女，她的女儿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被带进了皇宫，成了太子最宠爱的嫔妃，并生了一个儿子。

太子即位以后，这名逃出来的妇女成了皇后。这是公元前151年的事。十年以后，她的儿子当上了皇帝，就是汉武帝。武帝为他出身微贱的母亲赐上平原君的封号。她的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得以封侯。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上了帝国的丞相。

像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突如其来地使家庭交上了好运的事，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由于受到了代神传谕的女巫的祝福。这种代神传谕的女巫是由汉武帝祖母、她的虔诚信奉的娘家介绍到宫中来的。

就这样，神君成了皇帝虔诚崇拜的偶像，专设两处宫殿作为供奉神君的神殿。公元前118年，皇帝出巡寻求新的拜神殿时，又出现了新的显圣方法。皇帝感到不舒服，所有的男女神巫和方士都无法为他祛除病痛。

于是，派遣使者去向神君求教。神君答称：“转告皇帝，不必为他的病痛焦虑；转告他，病稍愈，请到甘泉来与我相会。”皇帝的病真的好了，赶紧去甘泉，在那里大摆酒宴，向神君表示敬意，并宣布大赦天下。

上述事例都发生在皇帝提倡以儒教作为帝国的正统国教教旨以前。

这是一个崇尚巫术、炼丹术和信奉神仙的时代，汉武帝对这些都深信不疑。他在位期间，许多方士被捧到具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地位，当然，这就成为一股促使人们去研究探索各种神秘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

司马迁对此有如下一段记载：公元前110年，武帝出巡到齐地沿海祭祀八神。至少有一万人请求皇帝赐给一次机会，试一下他们崇拜和炼就的新的神奇秘方。

在所有的方士中最走运的要数栾大，他巧言令色，敢说大话，说服了轻信的皇帝。他说他的奇妙无比的方法不仅能点石成金，能使神仙降临并得到长生不老药，而且可以阻止黄河洪水泛滥，而这正是政府多年来感到棘手难办的问题。他略施富于幻术魔力的小计，就使皇帝十分信服，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接连获得另外三个头衔奇怪的官职；不久又封他为乐通侯，赐给他一座宫殿似的豪华府第，拥有千余奴仆和一套皇帝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精美的帷帐家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把自己的大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赐给黄金万斤作为卫长公主的嫁妆。皇帝经常亲临栾的府第；每天派人送去新的礼物，礼物摆满了从宫中到他的府第的街道上。

不久皇帝又赐给他一方新的上面刻有“天道将军”的玉印，专派一名穿着羽衣的特使送去授予他的女婿，象征着神仙飞向天国，天道将军也穿上白色羽衣庄严地接受了玉印。

几个月内他接连接受了六个最高荣誉的官印，使当时的儒家学者们感到极度的钦羡和嫉妒。栾大的奇丹妙方没有一个证明是有效的。公元前112年，他的欺骗行为终于全部暴露，皇帝一怒就把他处死了。

有着皇帝的女婿、乐通侯、乐通将军等等头衔的栾大，他的虔诚的保护人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把儒教捧为正统国教的统治者汉武帝本人。

这就是那一时代的宗教和思想背景。神畤寺庙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豪华奢侈。公元前31年，据丞相上奏，在长安城内有六百八十三座寺庙，寺庙里面都配备有官方供养的僧侣负责管理前来朝拜的信徒，其中，有四百七十五座寺庙在当年就被废除了，但这些被废停止的寺庙似乎很快又恢复起来。

到公元20年，仅长安城内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设置的让人朝拜的寺庙。政府每次用于向这些寺庙献祭的飞禽和走兽的数量达三千头以上。后来几年为筹备这么多用于献祭的牲类感到很困难，于是只好用公鸡代替野鸭，用狗作为麋鹿的代用品了。

4.

儒教是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的环境里被提升为正统教义的。儒教和儒家学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庞大而有权势的环境的感染和影响。

事实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也并不想避开它。孟子曾评论过孔夫子是适时的圣人。儒教也常有适时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时代的风尚。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叔孙通，就被他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当世最识时务的圣人。

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说过同样的话。汉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历史上闻名的祈雨方法是：当他站在北门向过往行人喷洒水滴时，关闭城里一切朝南开的门，并禁止一切场所用火。

另一儒家学派的大学者刘向是个炼丹术士，相信通过神秘的幽灵的介入可以使顽铁变成黄金。有一次，他因用伪造炼得的丹药欺骗汉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险被判处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门爱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轻信的统治者的鼓励下，和同样如此轻信的一些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儒教必然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众多民间流行的迷信和国家崇尚的因素。

为了稍为显得合理一点，除去了少数最站不住脚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层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经籍作为伪装，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权威的姿态出现。从这方面来说，汉代的新儒教确实是中国的国教。它是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长时间实践并通过轻微的润饰使它稍为合理的大的凝聚体。

必须注意的是《五经》公认是儒家文化以前的主要经文，儒家学派为后代保存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些经文，大量地汇集了民间文献、传统历史、占卜、社会和宗教仪式，自然还包含了无数关于上古的迷信和习俗。这些很容易与后来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

孔学以后的经文以及哲学争鸣时代的其他各种学派的著作，由于轮廓鲜明，概念清晰，复杂老练而不适用这一新儒教的目的。归根到底，儒教建立在中国国民文化生活的这个时期，只因为这时期有最适合于它生存的土壤。

不过，即使是儒学以前的经籍，由于太简要和太实在，也不能把它作为儒教的唯一基础，奢望它能把众多的民间崇拜和迷信统统都综合在一起。所以需要为儒教活动去寻找一种超出这些经籍以外的，制造出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新的文献。

这种新的儒教文献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由对原有经籍的解释评注所组成，这种解释评注又被混进了经籍本文之中，而这种胡说在经籍中原本是没有的；另一种形式是在生疏和奇特的标题下为新儒教伪造纯粹是虚构杜撰的经文。

由于古代经籍被称作“经”，所以这些伪造的文本就叫作“纬”。有七种这类伪造文献记载，在古老的书目中，称为“七纬”。这些纬书的残篇至今仍有保存下来的。

研究这些文献能从中看出汉代新儒教的观点，至少包括下列各要点：

（1）信奉天上有神，它有意志，有意识，并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所作所为。

（2）信奉一切神怪及死后灵魂也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一切行动。

（3）信奉善恶因果报应思想。

（4）信奉天人感应，邪恶的行为会带来上天预先的警告和事后盛怒的惩罚，善良的行为会带来吉利的征兆和回报。

（5）信奉凡事都有先兆，并能人为地使天意转缓，甚至靠做大量的善行义举来改变天意。

（6）信奉占星学是一门解释天象和人类及政治事件关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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