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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章（第1页）

类似的思考也可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寻得共鸣。[27]但是，较之此种理性思考，学潮已渐有泛滥之势。1923年初，杨中明在《民国十一年之学潮》中列举的前一年各种起因的学潮就达123次之多。[28]梅光迪观察到，“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29]然而，五四后军阀政府更为严酷的压迫和威胁，反而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制造了理由。这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薪潮、学潮互为作用，扰攘不安，[30]无疑是蔡元培最不愿意看到且无力解决的局面。由此，他逐渐萌发的辞职念头，终于在遭遇“罗文干案”后爆发。所以他说此次辞职不牵涉个人意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使蔡元培治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那么，由北大内部的讲义费风潮而引发的蔡元培心态上的变化，更让其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长生涯。所谓“讲义费风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学生因不满讲义收费而围攻校长办公室，并由此引发从校长蔡元培到总务长蒋梦麟及其他行政负责人沈士远、李大钊、李辛白等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校务陷于停顿的事件。蔡元培将其定性为“多数学生的暴动”，足见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说，自讲义费风潮之后，蔡元培在心态上已开始倾向于悲观，而“罗文干案”的发生更使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才会有“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决绝和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的感慨和行动。[32]

1920年前后，教育经费问题“实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国立八校为“饭碗问题”引发的索薪风潮就未曾中断过，甚至酿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华门惨剧”。虽然蔡元培认为，“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是“世间最痛心的事”，但在事关国立八校教育经费问题上，亦不惜代价与其他七校同进退。[34]国立八校曾多次尝试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但仍是一筹莫展。风潮发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长全体辞职。此时“岁达一万余元”的讲义费，也就成了北大一项颇占分量的开支。其实，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过改良讲义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发过讨论，只因存在部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未能完全执行。[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与蔡元培讨论讲义收费的来往信函。众人皆希望“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赞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应是上午写就付印，此时风潮还未发生。蔡元培同意讲义收费，一方面是因有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短缺的实际情况，希望“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36]讲义收费案，本是评议会已讨论通过的议案，但仍未公布，写信众人并非当时参与讨论的评议员，自然无从知晓。[37]在学校经费愈来愈拮据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日刊》此时刊载这样的讨论，可看作讲义即将实行收费的信号。

蔡元培这样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风潮：“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38]据在场的顾孟余回忆：“蔡先生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十人；其实当日为首者虽只几十人，而附和者实有几百人；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大家拥挤不肯走散，遂使当日秩序大乱。”[39]蔡元培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谦谦君子，但当日却对学生挥拳作势，怒目大喊“我给你们决斗”，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可以想见，蔡元培目睹学生“暴举”应是气愤到了极点。《京报》记者邵飘萍曾在风潮后建议“征收讲义，不如尽废讲义”。蔡元培阅后回信，解释北大讲义收费是在区分不同学科的不同需求基础上进行的，与私立学校强迫收费不同，认为“似乎体谅学生已极周到”。[40]显然，蔡元培已是认定，学生应该十分清楚学校正面临诸多难题，但学生不仅未能体谅，还从“内部破坏”，所以“很抱悲观”。

五四后，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41]蔡元培这种担心可谓颇具远见，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版刊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正可说明他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布告说，北大部分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蔡元培对此种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且语气甚为严厉地责问学生：“为教员者虽抱有满腔循循善诱之热诚，然岂能牺牲其人格自尊之观念。万一因少数者不慎之举动，而激其不屑教诲之感想，则诸君之损失何如？本校之损失何如？返之于诸君自爱及好学之本心，与爱护母校而冀其日日发达之初志，安耶否耶？”[42]事情的缘起，可从1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致教务长顾孟余的信中窥知一二。燕、王两位教授在法律系讲授行政法、国际法时，由以往的“纯粹讲义制”改为采用“简单讲义方法”，即“使其自作笔记，并以余暇翻阅参考书籍”，结果招致学生不满。为此，两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所采用的“教授方法殊难变更”，并声明“如竟不能得学生诸君一部分或全体的谅解，学校自有维持纪律义务。如竟不能维持，杰、棠等亦不愿牺牲正当方法，备员讲席，以至有负学校之委托”。[43]蔡元培之所以会如此“兴师动众”，正是因为不能容忍学生们“宜顺一时冲激，有自损人格之举动”。在这场争执中，蔡元培担心的正是学生们这些“外乎情理之举动”逐渐显露出的激进趋向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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