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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章（第1页）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运动即一个实例。

中共二大和三大，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主要是当前革命性质、统一战线和革命领导权。五卅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在整个运动中，中共中央能比较自觉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并自觉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是上海日商纱厂的资本家任意侮辱和殴打中国工人，无故开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发生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的惨案。中共就领导上海几十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当时还有上海人民反对列强各国租界越界筑路、蚕食中国领土的斗争，参加者有学、商两界团体与地方官厅和乡绅，一时“呈请当局之文字，当在千份以上”。还有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斗争。四提案是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和童工管理案。这四案若通过，将严重损害中国工商界和租界内广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沪上各界市民的强烈反抗。上海总商会等31个团体联名向工部局递交抗议书，表示除童工案“为有条件的赞成”外，其他三案“无论在法律上、国权上、事实上，均所反对”。

这三股斗争潮流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日、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包括了工、农、学、商等各阶级、阶层，完全符合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斗争的形式却是分散、单独地进行着。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历来对反帝斗争是消极回避的，况且，运动正好发生在孙中山3月12日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思想混乱。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地承担起领导运动的责任。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即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接连签发两个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的同志们，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一、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种团体发起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压迫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现在“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共青团——引者）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罗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28]

从这两个通告的内容看，陈独秀党中央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从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事件出发，但又不以此事件为限，掀起一个反帝反军阀的大运动。二、以上海为中心，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两点表明：党中央决心通过局部事件，把经济斗争引上政治斗争轨道，从工人运动出发发动一场全民族的反帝解放运动；三、第二个通告中还有“应设法令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的文字，是指与国民党合作，即这场运动应与国民党合作，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5月30日，3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发生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惨案。陈独秀当晚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并联络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上海总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全市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会议还决定斗争策略：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尽量减轻华资厂商的损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罢”斗争在次日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以“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国600多座城镇，1700多万人参加，实现了陈独秀党中央的预想。

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共中央通过机关报《向导》周报和新创办的《热血日报》，密切关注、及时报道运动的状况，不断地发表告民众书或一系列评论，及时指明运动方向，纠正错误倾向，揭露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据当时直接参与指导运动的张国焘说：整个运动由陈独秀“居中指挥”，其他人分工是：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协助陈独秀抓总；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工运，李立三还负责对外联络，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联络；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负责联络国民党；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王一飞联络学界。

陈独秀对运动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思想路线上。

6月至8月运动高潮期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七个文件（有的是与共青团中央联署），还发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上，发表多篇未署名文章。如6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及第二天发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杀与中国自由运动》，针对当时上海上流社会冒出的调和妥协和“速了”倾向，批判了依赖和相信政府与外国交涉、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一开始就为这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又请全国愤激的人民注意：“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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