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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8章（第1页）

结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在大会秘书长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使共产党人争取到了一些职位，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但在36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却有15人。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最严重的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只有一人。中执委和中监委一起开会时，就形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而且当时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陈友仁等，是很没有力量的。这就为比戴季陶还隐蔽的新右派蒋介石等上台、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辟了道路。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上中央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开始跳跃式上升。不要说莫斯科不了解情况而没有料到，连在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也没有料想到前门驱逐老右派，后门迎来更加贪婪、凶狠的“伙伴”。

这就是执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剧与国民党的关系”和“不吓跑中派和不无所谓地刺激右派”的结果。而紧接着在以下两个事件中，更加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二

国民党二大后，硕果仅剩的几个国民党左派分享了反对以谢持、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胜利、共产党同时退让的成果，汪精卫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三职，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共产党虽作了退让，也保留了中央几个部门和重要省、市党部的位置。特别是当时对国民党和广东局势有重要影响的以季山嘉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站在汪精卫和中共一边，而且对共产党倍加呵护。

为此，季山嘉明确反对莫斯科要求共产党从国民党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撤退的方针。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国民党二大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中国，在国民革命运动迄今所依靠的社会集团中，发生了角色的变动和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目前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以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姿态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离开领导岗位。”他特别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军，即所谓黄埔‘党军’”；“因为这个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个军的各个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团和连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退出国民党为时尚早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做分裂或离开国民党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需要预先为此掌握群众和为自己打下基础，那么我们离开军队……那就是幼稚的”。

然后，季山嘉提出了与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对立的四项“工作方法设想”：

1共产党人的整个工作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该部也主管组建工农武装。

2共产党人要进入相应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并以国民党名义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目的是防止这些组织产生右的倾向。

3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部队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并把它们工作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4部队中的共产党支部不公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27]

可以看出，季山嘉对共产党的确倾注了满腔热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共产党人不仅在国民党中央及高级党部内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也不小。在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特别是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共产党还掌握着10余万参加工会的工人和60余万农会会员，其中工人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汪精卫当时被莫斯科和中共视为第一个大左派，认为他继承孙中山遗志，贯彻三大政策，对鲍罗廷也十分依顺，“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并曾同意国民党二大选举时广东区委提出的使共产党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员会占多数的方案。[28]

广东以上这种状况，是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在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刘、杨叛乱战争中，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的结果。

但是，这种形势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隐藏着更大野心的蒋介石与其他各派，尤其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又说：“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29]4月9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30]可见他心中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也从老右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能公开地反苏反共，因为他当时毕竟羽毛未丰，还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即利用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努力，打倒北洋军阀和南方其他军事势力，包括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所以，他必须使用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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