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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8章（第1页）

第一，1927年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失败（即上海、武汉、广州）的总结是：“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之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动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充分表现出来”：党的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农民问题和苏维埃问题。

第二，形势、策略与任务。现在是反革命奏凯时期，“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与依何种道路发生”。军事独裁在现时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反对军事独裁斗争必然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中国的国民立宪会议由普遍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以解决国家的最要紧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

第三，当前工作：（1）出版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文件；（2）准备发行反对派的政治的及理论的机关报；（3）团结优秀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反对派之集中的小组织；（4）和世界各国反对派联系，以便在最近将来组织反对派的国际小组织。

关于成立托派小组织，托洛茨基强调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下，在共产党党内及党外，公开的勇敢的前进，才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和变节，回复它到马克思列宁的路上。”

显然，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极左的理论和战略。但是，在革命形势估量和行动策略上，托洛茨基比较注意现实，并不盲动。所以，他为中国革命提出的路线是：现在处在低潮时期，即反革命时期，策略是退却与防守，口号是要求开展国民直接参加选举的“国民会议运动”，主要进行要求民主的合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争取群众，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到时就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一下子夺取全国政权。

[1]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7页。

[3]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1～137页。

[4]唐宝林记录并整理《易礼容访谈记录》，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66～237页。

[6]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172页。

[7]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961页。

[8]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0页。

[11]《上海华兴出版社图书目录》，中共中央编译书资料室藏。

[12]《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69、370页。

[13]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1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7、21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8、449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5～448、437页。

[18]《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19]《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20]参见杨纤如《乔年烈士有女天涯何处》，苗玉《给党组织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认苗玉姐姐的经过》，均载《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0期，2000年6月，第26、27、28页。

[21]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藏。

[22]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3页。

[23]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年6月29日，唐宝林访问整理，未刊稿。

[24]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

[25]黄阶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手稿。

[26]《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1927年9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33页。

[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6、367页。

[2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170、171页。

[30]《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瞿秋白文集》（5），第610页。

[31]托氏和中国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十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1920年代末，陈独秀转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党内民主”相结合的托洛茨基主义。自己没有独立的理论，只得盲从他人，充分显示了他的致命弱点。

中国托派首先产生于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无理处置，使联共内部从领导层到下面党员群众分裂成两派，互相斗争十分激烈。大革命时期陆续到苏联留学的大批中国学生，也相应分成两派，有的还加入了苏联托派，甚至像梁干乔这样的共青团员，还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举行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在经过主席台时，托派群众突然打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公布列宁遗嘱”等标语。两派群众扭打起来。这个事件后，托洛茨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职、开除、流放等处分。随之，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苏联托派分子受到严厉镇压，转入地下。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也是如此。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的被驱逐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陆一渊家中，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油印刊物《我们的话》（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主办的革命地下刊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翻译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历次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茨基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终于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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