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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7章（第1页）

“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至3月2日第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之前，陈独秀对形势做出了越来越激进的估计。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与1929年他与中共决裂到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甚至认为：“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已由动摇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经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为此，他提出了“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口号，并以决议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组织执行：“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和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19]

1月17日上海举行市民大会及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更认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20日，他写了题为《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20]的长文，先行在群众中“紧急”散发（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开头就说：“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列宁说的：“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接着，他大段征引了列宁的论述后，指出：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我们应“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即“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文章从当时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的政治态度，分析了提出这个口号的紧迫性：国民党内部“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工人、农民、学生对国民党信仰的打破，特别是“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运动”，从南京中央党部至上海、北平、山西、陕西、浙江、汕头、江阴等省、市、县党部被群众“捣毁”；“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仅予以民主任务……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认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陈独秀指出，这个国民会议，不是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革命阶级自己创造的“国民会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在这里，陈独秀自以为在中国找到了把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从这样的形势估计和新的口号出发，于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决议案中，陈独秀提出了两个偏离托派传统观念的策略：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和与中共合作领导运动。这个主张包含有建立超党派抗日联合战线的思想。虽然这个思想还不包括联合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但在中国，陈独秀是提出这一思想的第一人。从主观上来说，这是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来潮汹涌，陈独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弱小，难以担当领导运动的重任。

中国托派诞生时，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教——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确立了一条基本政策：不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做任何联合。但是，由于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及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政治决议案》提出：“在民众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前发展中，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22]。

至于与中共的关系，早在“一二·一七血案”后，陈独秀就开始主动与党和缓对立的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为此，在1932年1月1日，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23]，指出：“目前的反日运动虽在表面上声势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的孤军独战。只有工人群众很快的起来充实这一运动，领导这一运动，才能够使这一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这一点，我们党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接着，告同志书批评党三四年来由于执行以下“国际路线”“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放松了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使党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破碎无生气”。使“我们党”陷于空前的“危机”。为此，“我们（左派反对派）为挽救这一危机向全党提出”六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条和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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