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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1章（第1页）

《意见书》对于改变对中共的态度极为愤怒，并进行讽刺，认为常委“对于（中共）党的策略和行动没有加以严格批评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竟然承认‘农民苏维埃’的存在”，且提出在反帝反国民党旗帜之下与之联合，“这一方面是常委对于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过分估量之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常委和史大林派一样，完全没有了解苏维埃应当在何种条件何种时间组织的”。“独秀同志告诉我们‘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是一个事实……常委三同志在‘一·二八’以前曾矢口否认这类史大林派‘伪造’的，现在却突然承认这是事实。这真是出人意料之突变！实际上，史大林派在农村中的策略和行动，还是一贯继续着和遵守着从前的步调，在‘一·二八’以前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苏维埃’，在‘一·二八’之后，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种事实可以一蹴而成的了！”《意见书》认为，只有在革命高潮中才能“不但在农村中，同样在城市组织苏维埃”，但是，“最近所能发生城市中的罢工运动和乡村中的斗争，还不是革命高潮开始的表现”；“满洲、上海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动，特别是没有变动到已经成熟了组织苏维埃的条件”。[27]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28]

客观地说，在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发展前途上，陈独秀是有些过热，而极左派则有些过冷。但陈独秀主张积极推动反日反国民党的形势，虽然在期待上有浪漫主义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动上是积极的；极左派则是完全消极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极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谈，取消一切革命行动。陈独秀转向托派后，处在这样的极左空谈派的包围之中，很难有所作为！

尤其是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抗日民主运动以后，就鄙薄反日救国运动是在“虚伪的民族主义范围以内翻筋斗”；北方区委的赤声（即任曙）反对“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联系起来”的口号，说：在目前“武装群众的口号，只是为资产阶级扩大武装力量，无产阶级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刘仁静甚至怒骂利用敌人间利害冲突的共同行动，是“等于我们在革命中应当与抢劫的盗匪共同行动”，是为了暂时利益，降低自己的尊严，减弱自己的革命气魄，与资产阶级中的一派携手羞辱自己。又说：“资产阶级之走向群众是在群众已觉醒以后，因此与它共同行动只是在阻碍群众运动前进，只有反动的意义”。“这是骑马者与马的共同行动。”他认为不仅在这次上海事件中上海和全国“无产阶级运动之消沉”，而且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29]。

对于这些指责，陈独秀在内部机关报《校内生活》上一一公布，同时给以坚决的驳斥。除以组织名义发表《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常委批评法南区委对告民众书的意见》《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等文件外，还以他个人名义，进行说服和批评。

首先，他从马恩列以及托的理论出发，阐述他的意见和策略。为此，他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反极左错误》[30]的长文，一开头便写道：

列宁曾教训德国和英国反机会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说：“……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来的方向——真理便变成错误。”错误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尔塞维克政治斗争策略之下砍掉运动，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呵！

中国左派反对派，因为过去革命失败，很惨痛的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错误，很自然的会多踏几大步，走到另一极端之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已经很明显的给年幼的左派反对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问题上，如果不立刻纠正过来，其障害将来比过去及现在更厉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指摘出来，以供全党同志的讨论。

接着，陈独秀就极左派错误的两个理论根源，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由反对史大林派关于将来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阶段论，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否认革命过程中任何阶段”。他回顾在这个问题上托派小组织时期的历史争论后指出：“其实，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主义者的争论，并不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结，也不在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有无民主阶段，争论的中心点是在经过在那一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阶段，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论到中国第三次革命性质时，总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专政’？从来不曾说，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他还引证托洛茨基的多段论述后，批评“小陈（即陈岱青）和民杰等”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从而对当前民主民族斗争任务（国民会议口号）实行怠工；更批评“最奇异的是久被人骂为民主主义者的刘仁静同志自己，最近也在《中国前途》一篇短文中说：‘经济复兴是第三次革命复兴之前提’”的观点，指出：“他所祈祷之普遍的经济复兴，使生产力发展到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像这样欧美先进国家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必然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及土地问题，即是消灭了民主民族革命的因素，在这样旧社会的母体内所孵化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那还有什么民主因素和民主阶段呢”；“我们所以反对‘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不站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观点上，而站在经济即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上来预测中国革命的前途，将要把中国第三次革命推迟到不可知的将来，因为从今天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母体内，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但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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