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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第1页）

二学风之重塑

周作人曾评价蔡元培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施为更重”。[84]其实，若从五四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恐怕失之笼统。此段时间，蔡元培对大学的体认，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蔡元培借助创设各类刊物和举办各种社团，一方面引导了北大内部学术风气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重新塑造了北大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其思想意义的彰显是与他在北大的具体改革实践相关联的。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是从重塑北大学风入手，而所谓“学风”，是不可简单量化的，既可看作一种“态度”，也可看作一种“氛围”。1919年1月，《教育杂志》刊出主编朱元善的《改造学风》一文。作者认为，学术“纯为精神上之产物，萌于人心而系乎风习”。而所谓“学风”，最开始“恒由一二人心意之所向倡之于前”，然后逐渐“誊为口说，布为声气，群众共趋，锲而不舍，遂独自成为一种好尚”。所以要想改造学风，可以从学校与社会两方面努力。其中，学校方面，首先就是要求校长教师联结一心，以忠实恳挚之精神研究各种学术或组织学会，事事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其次则是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时时以学为生命，而不以学为借径”。如果各个学校皆能如此，“则学校之学风自得而良善矣”。[85]朱元善所言将“学风”解释为学术风气，认为改造学风的关键在于营造众人虚心向学之风气，此点也与蔡元培所设想的改善北大校风相一致，也可视为时人对此的普遍观念。

蒋梦麟将蔡元培出长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86]以校长的身份，蔡元培曾多次在开学典礼、学校庆典等公开场合强调学术风气的重要，不过问题往往是，校长如何说是一事，教员学生于此种舆论环境下如何想、如何做则是另一事。只有当向学之风成了北大师生普遍关注、参与讨论的话题之时，蔡元培在北大投下的石子才能真正荡起涟漪。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与他对德国大学的基本认识是相一致的。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87]此后每年开学典礼，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的学理取向。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中，无论是制度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蔡元培认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88]在他看来，德国大学教育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其强调“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并不只是简单的“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89]蔡元培希望通过强调学问和研究本身扭转北大学风。到了1918年初，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之议”，不久也在北大评议会的讨论之下得以通过实行，北大开始了一系列学制改革，如将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90]可以说，此时的学制改革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蔡元培改革北大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初衷。192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更是将自觉之学术研究落到实践中。[91]

蔡元培重塑学风的提议一经提出，即引发不少北大教师的回应。文科学长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也提出，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理为目的，为此，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一是要“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书所有”，所以要求学生必须精通外国语；二是“废讲义”，因为“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是“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92]他还以文科学长的名义通知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洋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93]此外，理科教授俞同奎也曾专门写信，回应理科学长夏元瑮提出的“若何引起研究所趣味之问题”，认为在理科仪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可从筹备实验室开始，“有实验而后研究之问题可解决，研究之问题有解决之希望，则研究方有兴味”。[94]北大立校之基础的文、理两科，可谓皆呈现出一种全新气象。

1918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育问题。北大特意将“大学应如何注重学理研究，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以及如何“奖励大学毕业生入大学院研究之办法”列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95]11月19日、20日，《北京大学日刊》不惜篇幅，连载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许肇南的议案《人才教育之方针与办法》，看中的正是此项意见书与北大所提出的大学改革议案可“互相发明”。[96]1919年2月，教育部则依照北大提交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的原案发布训令，要求各校“遵照办理”。[97]整顿学风之议获得了制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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