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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6章（第1页）

原来，这位女性叫“崇侠”，与沈玄庐一起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因为共同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产生了很深的爱情。但是，当时沈已有四个夫人，所以，他们的爱情受到四个夫人的强烈忌恨。同时，同在一个社里的沈仲九也爱上了崇侠。而且沈仲九因与沈玄庐发生矛盾，一度出走，准备自杀。崇侠夹在这种种矛盾冲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寻找摆脱这种环境的出路。恰恰沈仲九和刘大白对佛教很感兴趣，经常在崇侠面前谈佛论道，于是她深受影响，终于产生了出家当尼姑的念头。时间是在1920年7月。以上情况，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记》和日记中抄录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侠致沈玄庐的信（7月21日）中，有详细的记载。[98]如6月17日的日记说：“玄庐和崇侠很亲爱……玄庐与崇侠谈天，我就加入进去，他们就对我宣布他们俩底爱情怎样深切。”当崇侠无法摆脱对玄庐的爱情与改造社会之间的矛盾时，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来成全玄庐改造社会、在故乡浙江萧山衙前做农民运动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记写道：“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7月21日的日记终于有了结果：“上午，玄庐接崇侠来信，这是伊别玄庐的信，伊不知到那里去做尼姑了。伊信里有一首血书是：‘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意恐转误人。书留热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可见，她参加了陈独秀5月召集的第一、第二次筹备共产党的座谈会后，就很快“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印证了李立三的说法。而沈玄庐的确受了这个刺激和激励，把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搞得相当的轰轰烈烈。

此事件，也说明当时参加筹备共产党活动的人们，思想状况的确是很复杂的。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当时形成的新文化风气中，不仅中国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女子参加政治运动也有了开头。这无疑是陈独秀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等妇女运动，是当时陈独秀进行建党活动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织袜女工因反对资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体罢工，女工吴莲溪发起成立织袜工会，并拜会陈独秀请予助力，指示进行。陈详细询问情况后，表示“尽力协助”。[99]10月，陈独秀帮助成立的上海店员工会“工商友谊会”机关报《上海伙友》发表女工陈亲爱的信《女工为什么不入会》一文时，陈独秀亲自为其写按语，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陈女士挺身出来为女同胞奋斗。”[100]次年1月，他应邀去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更把妇女运动当作一件重要事情来做，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妇女界联合会等单位连续发表演说或写文章《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大做妇女启蒙运动，并指出彻底解放妇女，“必须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101]并且还运用他手中掌握的教育大权，把李季调到广州，创办了专门宣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刊物《劳动与妇女》，在省立一中首创男女同校等。10月回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又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女子学校”，以培养妇运人才，正式开展党领导的妇运工作。李达任学校校长，陈独秀等亲自任教。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来看，是不是当时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确给了中国革命者许多帮助，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陈独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给了莫斯科许多帮助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继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发动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吁：“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正确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对象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宣传，争取外省支援。毛泽东负责北京代表团的工作。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向总统府、国务院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外，与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102]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响，也没有肃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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