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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6章（第1页）

8月以后，二人又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短兵相接。当时发生了以张君劢等人为一方与丁文江等人为另一方的这场论战。前者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内心修养，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后者则鼓吹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又认为人的感觉也是物质，即物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觉官感触的集合”。因此“科学派”实际上也是一种唯心论。胡适在为这场论战的论文集写序时，支持后者，并明确批判陈独秀的唯物史观，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

陈独秀也为该论文集写序，答复胡适，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是“一元论”，而非“多元论”。然后指出：“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当有心的原因……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胡适则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158]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不仅如此，争论之激烈时，有时还大失学者风度，发展到人身攻击。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159]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160]——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因为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是抹杀不了的。而胡适的矛头所向，却是借题发挥攻击共产党。

1925年，胡适参加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后会议”，被社会上讥笑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说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陈独秀听到此事后，2月5日致函适之表示支持，但嘱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对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态度：“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对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可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161]但他对胡与章士钊合办报纸、效力政府的传说，却竭力表示反对，言辞激昂。

胡适接信后，10日回信，责怪陈听信关于他与章士钊合办报纸之谣言。陈在23日接读后，立即回复，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并说《申报》、《新闻报》、《北京新闻》“讥你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信中又说：“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道及”；唯有些话需要再说一下：“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还太不够……”[162]

可见，陈独秀对胡适，在政治上还是关心的。但是胡适却认为自己已经成熟，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不需要陈瞎操心，而且认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非但毋庸关照，而且要斗争到底。

于是，两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儿，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163]

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发生争吵。《晨报》是有梁启超研究系背景的报纸，当时站在安福派一边，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当时有人出来指责学生行动是“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陈独秀又站在共产党的“左”倾立场上为学生行动辩护，指出像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那样，不能这样“抹杀”“北京市民运动”。[164]胡适即写信批评陈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表示：“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同时又攻击陈和共产党：“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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